王国平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以及历史形态下的文化，都没有几十年前的计划生育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大。

这是实话，天变了，改革前是“民以食为天”，改革后是“民以孩为天”。

“民以食为天”的文化解读是“钱少孩多”，“民以孩为天”的说法是“孩少钱多”，这个时代的划分大约在九十年代中期，是改革开放以经济为中心的国策初见成效时期，这时的老百姓不仅填饱了肚子，也有余钱可用来娇惯孩子。

我们暂且以此分界，先说说“钱少孩多”的年代。

那时九十年代中期之前，是许多人和许多家庭的岁月蹉跎，也是一家七八口人指望当爹的每月几十元薪水养家糊口。所以，那时的老百姓都懂民以食为天，尤其是经历了三年灾害，饥荒饿死人，让人们更懂了“悠悠万事，填饱肚子是最大的事”。

于是乎，每日间忙乎着上班的父亲们，以及围着锅台转的母亲们，为了生计顾不来孩子们的教育。有人说那个年代不仅食不果腹，而且家教缺失。

我不认这个理，至少一部分说法我不买账。

因为，那个年代的父母们，都会告诫孩子，好好学习，不打人骂人，听老师的话。尤其是孩子在学校惹事后被老师批评，甚至动手，回家谁都不敢跟父母讲这事，因为，当年的父母们绝不像现如今的宝爹宝妈，孩子犯错被批或被打后，爹妈们便去闹校，去替宝贝讨个说法；那时父母若听说孩子被老师打了，都知道这是孩子的错，把老师惹急了，所以，他们的做法是“继续教育”，再打一顿。

我至今觉得，那时父母的家教很简单，也很有效，而不是所说的“不懂家教”和“没有家教”！

同样，做为我们那一代，童年没有幼儿园，但却有邻里小伙伴，而且年龄不等，属于混龄，是自然而然的蒙氏教育。关键是知识的流动，能力的发展，在没有干涉的无拘无束中，得到的是原生态发展。尽管在入小学时没有认识很多字，但能力和素养绝不比当下孩子们差！

那时书少，但“书以稀为贵”，但凡弄到一本好书，几乎都要读上几遍，关键是，那时半天上课半天玩，时间一大把；如今不然，书多如山，但时间少的可怜，几乎都被写作业占有了，所以，多和少的辩证法之下，许多事很难说。

好了，再说说当下的“钱多孩少”的问题。

首先阐明一个观点，惯孩子并非当下才有的行为。当年也有“钱不多但孩少”的家庭，也因为“人以稀为贵”而有精力和经济力量惯孩子，所以，惯孩子不属于现在的专利。

但从独生子女以来，孩子都少了，而且钱还多了，于是乎，全民改称呼，孩子叫宝贝。有人说这属于爱称，没错，如今是把孩子当作宝贝来爱。对比下来，在吃不饱的年代给孩子起名狗剩、拴柱、铁蛋一些贱名，是为了孩子好养活，那时不是不懂孩子能叫宝贝，只是因为孩子生下来时父母会叹着气说：唉，又多了一张嘴！

但当下的宝贝确实是宝贝，是一家之主，是一家的天，是要啥给啥被爱圈围着的小皇帝、小公主。于是，才有了“民以孩为天”的说法，也有了一系列因“宝贝文化”引发的各种问题的出现。

台湾学者蒋勋曾说：传统的父母对子女的爱已经变质成一种堕落的引导，就是让他们取得物质变得非常容易，要什么就给什么，他们从小就没有艰难取得东西的经验。蒋勋还说：艰难是一种教育，没有艰难就没有珍惜。

藉此，我归结了在宝贝文化之下的三种缺失：

第一是能力缺失：这是在父母无微不至的照顾下的必然结果，是爱过了头的问题，而且，随着时间和代际的延伸，似乎问题越发严重。尽管此处所讲的能力主要的“生活能力”，但发展下来又何尝不是“生存能力”？！

第二是情感缺失：虽然我们不能概而论之，但是“因为爱所以爱”的道理却在宝贝文化下很难落实。有些情况是父母的爱一去不复返，找不到回报，不懂感恩，也包括年轻人之间的相处，也有些是只有索取没有付出，只有自私不讲奉献。

我琢磨好久，对此不好定义，最终想到了无情无义，情感缺失。

第三是生活缺失：这是无可置疑的缺失，因为被宝贝后，父母以安全的名义限制了孩子的活动和活动圈子，让宝贝们几乎离不开“手心”。所以，宝贝们的“幸福生活”中，只有成人的陪伴，缺少儿童的伙伴，而没有伙伴的儿童一定患有社会交往能力缺失症。

总之，社会经济环境变革必然带来意识形态的改变，包括我们讨论的“谁是天”的问题，也是一种依附于经济发展后的问题。然而，我的观点是，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问题的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态度，这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