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23日，哈贝马斯（右）与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在歌德大学大讲堂中。

编者按：哈贝马斯是西方在世的最重要的思想家和社会理论家。理解哈贝马斯，对于理解当今世界的许多重大议题具有启发意义。6月18日，哈贝马斯90岁寿辰，新京报·文化客厅邀请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畅谈哈贝马斯的理论与现实的联系。本文根据现场讲话整理而成，已经本人审订。

反思德国二战罪孽始终警惕极端右翼复辟

哈贝马斯在中国的读书界、理论界和官方都有极大影响力，他处于极左与极右之间，是一个中左派人士。我并不特别欣赏他的理论，但是我很崇敬他。“不欣赏”是因为个人的意识形态选择，而“崇敬”则是因为他从自身立场出发构建的知识系统，在当世哲学家里无人能望其项背。

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人，对哈贝马斯来说，二战灾难的亲身经历其实是如过眼云烟一般，因为他当时太年轻了。1945年他才中学毕业，直到1958年加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之前，哈贝马斯的理想还不是成为学者。哈贝马斯与这段历史保持着距离，这样才能对纳粹德国采取终身不妥协的批判态度。

他始终警惕德国的极端右翼复辟，这也导致了哈贝马斯在理论研究上的遗憾：相对而言，他对德国左翼发展的批判还不足够。但哈贝马斯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左派知识分子。他对人生理想和学术进路的自我规划，与他的主要批判对象，即给世界带来灾难的德国有着密切关联。二战以后，联邦德国的首任总理阿登纳作为德国复兴的重要推手，在右翼眼中简直就是个神话，但哈贝马斯对他口诛笔伐，因为阿登纳与纳粹历史切割得不清楚。哈贝马斯的社会警惕性之高，于在世的著名学者中也是非常罕见的。

1986年，哈贝马斯发明了一个重要概念：“宪法爱国主义”。承认立宪民主的建构，使得哈贝马斯稳定地站在了中左的位置。要想维持社会稳定，在观念上最重要的是中左和中右能够团结起来，去抗拒极左和极右。一些西方知识分子批评哈贝马斯没有清算苏联，但哈贝马斯认为，对德国来说，最重要的仍然是警惕法西斯主义卷土重来。后来，战后德国稳稳当当地落定在立宪民主政治的平台上。正是哈贝马斯对极左和极右的同时拒斥，使得他成为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历史见证者、理论分析者、制度设计者和实践支持者。

正是因为这种坚持实践知识的亚里士多德式导向，才使得哈贝马斯对全球的转型社会都有重要的指引意义。这也切中当下中国的时代议题：我们怎样才能建构一种健全的社会思想？或许欧盟是一个现实方案，但我们根本无从去遥想一个亚洲联盟。尽管实践差距如此之大，但哈贝马斯的指引意义，就在于要通过不温不火的实践理性，引导一个国家走在稳健的现代民主之路上。

法兰克福学派毫不妥协的批判传统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旗帜人物。法兰克福学派有一批具有雄心壮志的思想家，他们试图对现代社会作出整体的描述和谋划。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人物霍克海默，以及第二代的马尔库塞是资本主义的激烈批判者和颠覆者，那么哈贝马斯就可以称为资本主义的温和派与反思派。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在几代学者之间保持着一贯性。也正是在多个维度上的一贯性，让法兰克福学派成为左翼社会理论的庞大流派。

法兰克福学派三代学人的一致性，还表现为对当世社会的批判态度，他们有一个理性的、普世的未来愿景。像哈贝马斯那样在全球性的大事件上，比如对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这些非正义举动，以及对萨科齐、默克尔、特朗普等担任国家领导人的看法，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始终保持着一致的批判态度。正是他们对不健全社会的指证和批评引起了我们内心的共鸣。

法兰克福学派还保持着德国传统的系统理论思考习性。哈贝马斯曾与当代自由左派的领袖人物、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在《哲学杂志》上展开过一场著名的论战，这场争论其实是自由主义家族内部的争论，哈贝马斯和罗尔斯都肯定立宪民主的极端重要性。他们的分歧在于，立宪民主需不需要有哲学基础。

在1971年出版《正义论》时，罗尔斯还在追究形而上学的政治哲学基础，等到1993年出版《政治自由主义》的时候，他已经认为不需要完备的宗教、道德和哲学学说来支撑仅限于政治领域的自由主义。哈贝马斯对此怒不可遏，他认为，这不就成了实用主义者里查德·罗蒂毫无根基和来由的自由主义了吗？他认为，只是对政治领域的自由主义来建构论说还不够。我们不能只强调“交叠共识”、公共理性、权利优先于善，还需要重视善优先于权利，也就是要重视政治自由主义的形而上论证。作为一个学派，法兰克福学派有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批判志向。正是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共同指向，哈贝马斯和法兰克福学派之间保持着默契。

捍卫公共领域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

哈贝马斯能够成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与德国哲学的传统密切相关。德国哲学绵密复杂，专业壁垒极高，但内在隐藏着的却是深刻的社会关怀。在某种意义上，德国哲学就是政治哲学，它秉承了深厚的古希腊哲学传统。在古希腊，如果要谈家政，你是会被人嗤之以鼻的，家政只是私人领域的事情。哲学必须在公共领域发声，介入公共生活，才能够实现人生荣耀。直到今天，哈贝马斯还在严厉批判知识分子的犬儒主义、顽强狙击知识界的哲学王求告，可见其秉承这一传统的韧劲。

汉语学界出版过一本文集《文化与公共性》，对中国人讨论公共性有巨大的影响。但“公共性”与“公共”在概念上千差万别。“公共性”是不分中外、古今和政体差异，任何没有严格公共制度建构的国家都有的共同底线形式，再专制的政权都有底线意义上的公共性。而“公共”则需要有一套严格的公共哲学和严格的制度建构，或是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或是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最终诉诸公共理性讨论。公共理性讨论的指向是公共权利，而不是指向我们的个人趣味。在这一点上，我们捍卫“公共”的热情，应当要超过我们捍卫“公共性”的热情。因为“公共性”背后的假设，可能恰恰在剥夺我们的“公共”。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重要性，一点不弱于他的代表作《交往行动理论》和《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由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人士都在有意或无意地误导，使得中国在今天忽视了公共领域的社会功用和价值，甚至根本无视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哈贝马斯的理论贡献如此贴近中国现实生活，成为我们今天纪念他的又一重深厚的理由。

口述/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