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户幕府覆灭之后，日本历经700年的二元政治格局，重新组建起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政权。由于京都在“禁门之变”期间大部分区域被焚毁，皇宫随之迁往江户，并将其更名为“东京”。然而，彼时各个藩国依旧割据一方，新政府仅仅是由萨摩、长州、土佐、肥前以及其他几个倒幕的主要藩国拼凑而成的松散团体。许多政府要员脑海中仍保留着浓厚的藩国观念，在处理国家事务时，优先考虑的依旧是藩国的利益。

木户孝允与大久保利通已然认识到，若要树立新政府和天皇的权威，仅仅依靠藩国的效忠远远不够。于是，在新政治体系下，藩国被撤销，改编成了县。考虑到要说服藩主大名等因素，起初绝大多数县都由原藩主直接掌管。至此，明治维新的大幕全面开启，日本在政治、军事、经济、工业等各个方面均开始全面向西方学习。到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时，日本正式从一个实行二元政治的封建国家转变为君主立宪制的近代化国家。

为破除封建制度的根基，新政府于1876年8月发布《废刀令》，不允许武士在公众场合佩戴武士刀，还剥夺了武士的世袭俸禄，武士这一阶层也因此消亡。

尽管政府同时给这些人发放了一笔补偿款，但数百年来视经商为羞耻之事的武士们很快就陷入了破产境地，并且他们也不愿像农民或工人那样靠体力劳动来获取收入。早在1872年12月，明治政府就已下令解散藩兵，转而实行征兵制来组建国家军队，为士兵配备统一的制服和武器，并进行统一训练，实现了军队的国家化。在此期间，日本全国军队的总人数大幅减少，例如萨摩藩原本有16000名藩兵，编入新政府军队的却只有4000多人，其余的都被裁撤了。这样一来，更多的人得以从军队中解放出来从事生产活动，不再只是单纯地消耗资源。而且，由于全国军队如今都处于统一指挥之下，其能够应对的战争规模反倒更大了。

受“四民（士、农、工、商）平等”这一新政策的影响，武士失去了作为世袭军人的生存根基，日本各地旋即爆发了士族叛乱。

1876年12月，在熊本县（熊本藩）、福冈县（福冈藩）和山口县（长州藩）都爆发了武装暴乱，新政府只能动用武力来平息。到了第二年2月，之前下野回到鹿儿岛的西乡隆盛被推举为萨摩藩士族的领袖，他带领萨摩地区的12000名士兵发动起义，此后九州各地暴乱的武士陆续加入西乡隆盛的队伍，萨摩军队最多的时候达到了3万人。然而对西乡隆盛而言极为不利的是，萨摩军自身没有一个清晰的作战目标，尽管部队以“到京城向天皇质问”作为战斗的动力，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根本无法达成的目标。不过既然已经以此作为行动的名义，西乡也只能留下3000人围攻熊本城，然后向下关海峡进军，企图由此进入本州岛。

对刚完成改组的新政府军来说，这场名为“西南战争”的暴乱成了他们面临的首个考验。叛乱发生后，政府派遣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山县有朋、黑田清隆带领两个旅团去平定叛乱，之后兵力增至8个旅团，还配属了6个炮兵大队和1个工兵大队，总人数将近6万。与此同时，海军还派出了多达19艘战舰前往九州。

2月25号，北上途中的萨摩军和政府军展开战斗，被政府军击退。接下来的3月里，双方频繁交战，萨摩军屡屡战败。3月中旬，政府军另外派遣一支部队在熊本以南区域登陆，对萨摩军后方以及熊本城包围圈构成极大威胁。一个月之后，西乡隆盛不得不放弃熊本城，朝着萨摩方向撤退。此后，政府军稳步推进，直至9月24日才攻克鹿儿岛，将萨摩军完全击败，西乡隆盛本人中弹后剖腹自尽。

从平安时代末期武士阶层兴起，直至西南战争里由武士组建的最后一支军队被明治政府军击败，日本武士的时代于19世纪末落下帷幕。武士最初是朝廷的附庸，后来成为封建统治力量，最终还亲自推翻了武家政权，他们书写了日本整个中世纪和近世的历史。

日本在地理上与亚洲大陆相互隔绝，然而和欧洲的英国不同，它所面对的大陆并非如欧洲大陆那般处于分裂状态、纷争不断，而是在近代以前一直是全球领先的中国。这导致武士阶层在长达700年的统治期间，都被困在日本列岛，既无法像英国那样对大陆施加影响、获取利益，相反，大陆对外政策的任何变动，都可能危及日本的安全。

约翰·富勒曾如此评判近代日本：“工业产出过多，然而粮食供应不足。”至于近代以前的日本，粮食短缺是理所当然的，连工业生产都未曾出现，全国仅人力这一资源有富余。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为了有限的土地，对权力的争夺让日本频繁陷入持续数十年，甚至长达百年的战乱。经过镰仓后期以及整个室町时期的战乱，同样的缘由致使丰臣秀吉即便掌控着远超全国其他势力的军队，也无法让心怀不安的大名们停止纷争，最终只能对大陆发起战争（日本称之为文禄·庆长之役），一旦战败，他的政权便迅速瓦解了。

直至德川家康开创江户时代，德川幕府才借助持续削弱大名的力量，以最为强硬的举措，最终平息了全国的战乱。

明治维新的大幕拉开后，日本摒弃了陈旧的模样，搭乘上蒸汽动力的战舰。大米被日元替代，藩国转变为财团，幕府被议会推翻。然而，过去数百年的阴霾仍在整个日本列岛的上空弥漫。财阀和政府就像曾经的幕府、大名一样，依旧把持着帝国的国策。工业原料的匮乏和农业生产的不足，再次让日本陷入了惶恐之中。此时，东亚已没有强大的势力能阻止日本人踏上大陆。这使得日本走上了穷兵黩武的近代军国主义道路，最终一败涂地，让整个日本回到了平安时代之前的起始点。

二战结束后，完成重建的日本在全面开放的全球贸易里找到了不依靠武力也能获取利润的办法。然而，美国并未在太平洋彼岸颠覆日本的国体，就连政阀、财阀这些当代“大名”依旧手握极大权力。他们好像仅仅把海外贸易视为盈利手段，战败国的身份也让他们只能如此，没办法像美国、中国那样借助贸易在全球争夺权力。不过，日本半主动、半被动施行的半锁国政策，最终还是渐渐阻碍了国家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来临之际，日本的经济发展渐渐陷入停滞状态。这就好比那些分不到足够耕地的武士，财阀和政阀们不停地让一届又一届内阁倒台、更换一位又一位首相，然而经济停滞的局面依旧未能改变。在这样巨大的内部压力之下，日本历史步入了全新的时代。回顾现代历史的发展过程，日本人对于自身身份以及该如何与世界其他民族共处的认知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直至如今，这种改变仍在持续，面对迈入新世纪所遭遇的问题和挑战，日本人并没有唯一的解决办法。

对于这种历史思维的转变，人们更倾向于视为一种累积与演进。然而，历史自身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事实，那便是时间的流逝同样会碰到中断和阻碍。所以，将过去与现在分隔开来，会让未来始终难以预料。历史如滔滔江水奔腾不止，日本的历史和未来也必然会迎来新的挑战。

参考资料显示，日本在政治、军事、经济和工业等各个方面均开启了全面向西方学习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