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封建

从新文化运动起初强烈吹捧“封建”，再到后来彻底批斗“封建”，我们能从这个中国词语的词性变化上，清晰看到那些人的荒诞闹剧。

封建，原是指中国周代的“分封建国”的诸侯制。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们一开始大力吹捧“封建制”，目的是为批斗自秦至清以来的中国中央集权制度（专制制度）。

封建，在他们的概念里：本意是指高度民主的地方自治制度；目的是让中国变成美国联邦制国家。

当然，这就与正努力实现中央集权制度的北洋政府发生正面冲突。

早在晚清最后10年的政治改革时，以实现“地方自治”为目标而推行的“封建制”思想就已在全社会盛行起来。

随着1912年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各省为实现这个美国梦也真正开始了实践。

在这期间，有两个省特别突出：广东省与湖南省。

广东省自治的主导者是：陈炯明，一位清廉、正直，也是自认为属于孙中山最忠实学生的人。

陈炯明在主政广东省期间，社会实现了久违的安宁，经济增长迅速，国民教育进一步普及。严格的禁赌令让嗜赌成风的广东社会恶习消匿。

陈氏在广东严格推行民主制度，让省、市、县都实现直选。

陈氏自己严格信守“自治”理想。包括在福建期间，当福建士民恳请他主政福建时，他也拒绝，而推荐福建人自己主政福建。在其他省被另一些省的军队攻击时，其在军事救助后即退回广东，信守各省“自治”承诺。

陈氏主政的广东，成为全国各省自治里的模范，这也正是新文化运动者们大力吹捧“封建”制的关键证据。

紧挨广东的湖南省，曾是清朝维新运动的积极支持者。这里诞生了相当多革命领袖，此时也正深受广东自治的影响。1920年，毛泽东等起草了《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正式推动“湖南自治”。毛氏还热情的为本省拟定了一部“宪法”。

我们能从这举国热潮里，清晰看到人们当初是如何追捧“封建”制。

但封建制热潮，从一开始就引起了致力于中央集权的北洋政府的敌视。再往后，连陈炯明追随的偶像：孙中山，也加入反对者队伍里。

这场被历史叫“联省自治”的运动，逐渐引发了一些人深感忧虑的社会新问题，这是他们当初从未考虑过的：那就是各省人真正产生了分裂与独立意识。

汉族与中国，此时正面临解体风险。

在这里我们又得回溯到前面汪精卫创造的中国民族主义里去。

在民国以前，中国人并没有现代所谓的民族意识。

各族人都是以“人”或“部落”称呼自己，如汉人、满人、蒙人等。

随着汪氏的“民族”概念在汉人之间传播，汉人才开始用新名词的“汉族”来称呼自己。但这个时间的发生也才几年时间而已。以至于因时间太短，大多数人并不完全接受或理解这个新发明的词与其背后的民族概念。

中国各省的方言差异非常大。像粤语（以广府话为代表）与湘语（以长沙话为代表）就差异悬殊。两地人互说方言，都无法交流。

同样，中国人在此之前也不太用“省籍”来称呼自己，基本都是忠于自己的家乡城市。于是，在如何理解新兴的“省籍”身份概念上，便产生了意识混乱。

随着“自治”运动开展，人们将本省语言作为主要语言，将新的“省籍”观念在混淆里升级为“国家”与“民族”观念。所谓广东人的广东，湖南人的湖南。本省人的事，不适合外省人干涉。本省人的利益，更重要。最终的中国及中央政府，应是各省基于本省利益（各省自己颁布的宪法）共同约定的联邦组织，而非凌驾各省之上的中央集权组织。

独立的地域，独立的群体，独立的语言，独立的宪法，独立的军队，独立的政府，独立的地方文化……

在一些人眼里：这就是赤裸裸地走向真正分裂。

这也正是各省出现真正分裂汉民族与国家意识萌芽的开始。

作为自治模范的广东省，也就成了这种走向大分裂的最突出典型。

尽管社会已经出现了这种极度危险的现象，但作为广东省主政者的陈炯明：依然拒绝承认。

陈氏与其他理念相近军阀，仍相信自己在朝着中国式的美国梦而前进。

陈炯明是非常忠诚于自己家乡的广东省，忠诚于自己的“自治”理想。

但其他人却都看到了一种社会事实正在扩大化发生。

作为致力于中国与民族统一的革命领袖孙中山，是自觉要阻止这种事态恶化。

阻止事态恶化，即意味着要恢复自己曾严厉批评的满清与北洋政府的“中央集权制”，取缔现行的含有“民主”的“联省自治”运动。

要取缔“联省自治”运动，那么军事统一行动就不可避免。这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北伐”的肇因。

孙中山的态度逆转，也就使得自己与陈炯明在政治立场上出现严重对立。陈炯明严格恪守自己的“民主自治”理想，所以拒绝“北伐”。本来作为师生关系极度紧密的两人，就此成为对手。并最终于1922年6月16日发生“兵变”，双方彻底翻脸。

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者陈独秀，立即转脸将“联省自治”与中国古代的“军阀割据”画等号。将包括陈炯明在内的一众支持者都定为中国古代的分裂军阀，打上“封建”烙印。陈氏认为要终结这社会分裂，就必须完全抛弃中国历史与文化，将“封建”们都扫进垃圾桶。由于陈氏将作为政治制度的“封建”，奇怪的“推导”出是根源于中国文化，于是“封建”也在概念上被完全当作中国文化的象征而遭批斗。尽管他很清楚周代“封建”与自秦以降的中央集权社会：完全不同；现时“封建”与古代“封建”：就不是一回事。但他这时需要变脸攻击“联省自治”者，所以就需要这么一顶帽子，甚至就“地方自治”持反对立场的北洋政府也都被带上“封建”帽子。封建概念因此被故意混淆与扩大化。

这正是“封建”被定义为旧势力与文化代表，而被完全丑化的开始。

当初人们给予高度期望的美式中国梦，也因“封建”新逆变成令人憎恶的负面词而化为泡影。这让陈炯明这样的人，完全丧失了社会话语权。

重建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反而成了新的共识。

孙中山在广东站稳后，正式开始致力于国家与民族的新统一事业。

随着新国民政府成立，原来支持“封建”的人们也都一边倒的投靠过来，将自己与“联省自治”--封建--化清界限。

人们开始变脸式地用“封建”这词丑化一切中国文化。

但胡适对此不同意：他坚信中国应该走美国联邦制，所以仍支持“联省自治”这“封建”历史里曾拥抱过的那些民主理想。

从“封建”这词性的剧烈变化过程，到泛滥至今对带有中国元素的人、事、物因一己厌恶而都被冠以“封建”帽子，以及忌讳谈论的汉族与国家分裂危机史，我们也能看清问题制造者、同样是社会话语权主导者们，是如何百变模样来蛊惑时人后世。

四、迷信

迷信，是中国一个古词，但不常用。

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代仍属于宗教社会，几乎人人都信神。所以，“迷信”对大家而言属于一种中性或偏褒义的词。

相对于人民热衷于宗教信仰，政府里的儒教官僚则对宗教一直持有“警惕”态度。因为儒教，一直具有强硬的反宗教特质。

这就导致有关“迷信”在古代中国具有二重性概念：既包含褒奖，也包含贬意，两个完全相反概念却集于一身。

对于人民之间互论“迷信”，如是在夸奖彼此信仰虔诚。

对于儒生论某人“迷信”，如是在贬低对方。

但总归这是一个不常用词汇，所以对社会基本没影响。

以破宗教信仰而论，早在1902年清政府改革时，以袁世凯为代表的高级官员就决心根除社会上的传统宗教信仰，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为此，他以新政为名，着手系统性摧毁城乡寺庙，包括捣毁寺庙、变相没收寺庙财产、驱逐庙祝僧侣等。

民国以降，这个国家政策仍被严格推行，并不因政府及其成员的走马换代而改变。

整个民国时代，仅华北农村就被摧毁了至少70%的寺庙。

尽管备受摧残，中国社会仍保有强大、活性、弹性的宗教信仰根基。

到新文化运动时，作为对“科学”--这个引用自日本人翻译英文的名词--的推广，于是“迷信”就被他们专门树立为“科学”的反对面，而高频出现与彻底批斗。

此时的“迷信”，在陈独秀、鲁迅等人口里，不仅代表中国宗教，也代表儒教，以及一切中国原有文化。

这种观念对政府官员影响也很大。

这正是蒋氏政府能以“封建迷信”为名，来强制取缔与污名化中国春节及其元素的意识根源。

新文化运动的吊诡之处在于：原本在中文语境里主要指对“任何”宗教的“迷信”，此时在新文化运动者手里却被限定为对“中国”宗教及其文化的“迷信”。故而对“西方”宗教，并不明确划入“迷信”范围……

不明确划分，当然是因为它带着“西方”两个字。所以，他们有意隐晦。

这就在中国大地同时产生另一现象：一边是系统性摧毁中国寺庙，一边却是兴建西方教堂。

正是在这背景下：连“迷信”这个词，竟然也都被中国基督徒借用来攻击佛道等其他宗教信仰。即：中国基督教信徒并不认为自己是“迷信”，而其他宗教信徒都是“迷信”。

也正因此，我们就能明白作为基督徒的蒋氏夫妇，为何也能光明正大用“迷信”这词来取缔与污名化中国春节。

从这个区别化对待的案例中，我们能清晰看到所谓的“反迷信”者，即那些新文化运动参与者，就其本质而言是多么卑贱。

这种“卑贱”行为，一直延续至今，在社会上继续控制着强大话语权。

以至于造成当下中国：教堂场所高达近7万。同期佛寺3.3万、道观0.9万。教堂总数比佛寺+道观的总和还多近1倍！

这就是那些“卑贱”及其追随者们，给当下中国造成的空前严重的社会问题。

五、华夏族

当代汉人多将“华夏族”作为一个种族来对待，这是传承自汪精卫以及新文化运动者们鼓吹的族群概念。

虽然大家都如此理解，那事实上：华夏族，在中国文化语境里一直是个文化族群概念，并非西方的种族概念。

也即：认同华夏文化的人，就自发是华夏人。

在更广定义上：所有人群都是华夏人，因为大家都是作为既是神灵又是先祖的黄帝与炎帝的子嗣。

核心是：文化认同。

所以，人们在观念上是默认所有人都本为炎黄子嗣，现在需要做的是让那些不认同此宗教文化的人：重新“认祖归宗”。

认祖归宗，即是华夏化。

华夏化，在那时人们观念里就如让一个本是家族成员、却长期在外流浪的孩子，一个已经遗忘自己属于这家庭，还沾染上了野蛮性，但最终通过华夏文化教育，成功让它重新回到了这个家庭--认祖归宗，即一个身份同化的过程。

所以，它与西方舶来的种族论，差异极大。

它一直以文化教育方式来同化那些所谓的“蛮族”，而使其成为一家人的兄弟姐妹。

也就是：华夏族一直是积极主张以传播文化来对外吸收其他族群，是一个打上“文化”烙印而不断对外扩张的族群。与近代西方才创造出的基于“血缘”概念打造的封闭式、排他性的种族，没关系。

创造与传承此文化的，正是周文化，后来叫“周礼”。再后来，儒教自认为是这文化的嫡系继承人。

这也正是晚近学者们才认识到：汉化，本质就是儒化。

汉族，或其前身的“华夏族”，就是儒家创造出来的族群。

通过对中国语境里的“华夏族”的概念还原，我们就能明白汪氏所创造的汉民族或种族理论，是如何“歪曲”自己族群的本意。

而这歪曲后的概念，一直大盛至今。

汪氏之所以歪曲，当然是为了将“排满反清”在人们观念上给“合法化”。

当他要发现将其“合法化”时，恰恰最大的阻力正是：中国自身的文化，也即满清正是这中国古文化的保护人。

所以，汪氏就必须曲解中国文化里的“华夏”概念，新引入西方的种族论作为权威，以放大华夏族概念里既有的“种族”观念元素，而成功达其政治目的。

像汪氏引用的清王朝钦定的《满洲源流考》，就作证：满族皇帝自己就不将自己认同是华夏人。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此书的主旨正是将满族纳入到正统华夏族群里。

该书从一开始就正述：华夏族。

古代中国没有现代西方的“民族”语境，所以不同族群之间的冲突也常被视为“家内冲突”，“想象中的同一宗教世界里的部族冲突”，根本不会被当作现在的“民族冲突”。

这就导致大家在如何理解汪氏反复引用的儒家《左传》那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上，历来观点对立。

在华夏族强势时，它代表一种要积极对外同化他族作为同胞的观念；在华夏族弱势时，它代表对另一族群的排斥与反抗。

显然，需要鼓动汉人来坚决排满反清的汪氏，是刻意选择了后者。为了扩大后者的煽动性，而又新近嫁接了西方民族概念。虽然中西两种语境里的族群概念：根本不同。但汪氏就是将其黏合到一起，咋看起来：不伦不类。但就是这样的新概念，成功攫取了中国社会话语权，并将其延展至今。

满清王朝对汉人的严酷压制，是汪氏理论得到被认同的关键证据。

这也是满清王朝在新语境里丧失话语权的原因。

就汉人革命胜利而言，汪氏理论“功莫大焉”。

但就如第一篇所讲：康、梁批评他为“分裂中华民族”。

丧失中国语境的华夏族概念，被改为一个西方语境里的种族概念，那么问题就来了：汉族中国到底还要不要其他民族？

汉族既然有权力摆脱满族压迫独立，那么其他受满清压迫的族群：难道就没有权力也跟着独立？

所以，在满清灭亡时，这种民族问题很快就变成现实政治问题。

西藏、蒙古当局，就将汉人及清朝官吏，驱逐出“境”。长期动荡的新疆，在沙俄及往后的苏俄支持下，分裂行为一直很猖獗。

在新的西方种族语境里，如何处理这些问题都成了非常棘手之事。

反倒是满清皇族，在1912年宣布退位时，用诏书写下“五族共和”，用一种仍主要基于中国文化里的“华夏族”观念，又不得已掺入了新近的西方民族概念，而寄厚望于新汉人中国能完整承接其先祖留下的多民族国家遗产。

这份很厚重的民族遗产，在新的儒家政府里并不是“问题”，但在西方舶来品的民族主义政府这却成了自己语境里的“致命难题”。

这些源自上个世纪的“荒唐岁月”里所凭空制造的种种问题，至今仍似魅影一样纠缠不少人。

要拯救中国及中华民族，就必须回到我们自己的儒教世界语境里，还历史真相，树自己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