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指向远处，说树枝上已经有一层淡淡的绿，“凑近了又看不见”。
7年后，前家政工李文丽想再次离开这个家。哪怕只是去10公里外的县城。
家在甘肃平凉市崇信县冉李村，距离她打工的北京1284公里，不通高铁。每次回家，先坐一夜绿皮火车，从北京到西安，在火车站对面转乘大巴，5个小时后抵达崇信县城，再搭40分钟公交车。
7个月前，小儿媳待产，李文丽回了家，7年来，第一次在家待这么久。
已经是3月初，倒春寒来袭，西北风凛冽，掠过老树干枯的枝丫。村子背靠着山，村民们1990年代之前居住的窑洞裸裎着风干的洞口，几排平房旁，水沟已经干涸，沟底散落着石块和垃圾。黄褐色的天地，找不到一丝色彩。
但在李文丽眼里不是这样。她指向远处，说树枝上已经有一层淡淡的绿，“凑近了又看不见”。
她能看见单调的世界里细微的色彩。李文丽57岁，1.75米的高个子，清瘦，自来卷的黑发披在肩头，看上去比实际年轻不少，不像一个西北农妇，像一株亭亭的兰草。50岁那年，她孤身外出，当地人打工大多往新疆和内蒙古去，因为从小向往首都，她径自去了北京。
第二年，她就拥有了一个后来更多人知道的笔名：梦雨。发表文章，或者画画，都署这个名字。这是她自己取的，她喜欢下雨，喜欢做梦。
回到冉李村，写作和画画都不太现实了，她没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家里住平房，是全村从山脚向外迁时统一建的，传统北方民居制式，正房连着两头的卧室，另有两间偏房。就西屋空着，墙上挂着大儿子夫妇的婚纱照，他们在江苏，留给他们回来时住。李文丽想过住这个房间，丈夫不同意。属于她的是一张小电脑桌，摆着朋友们送的书和画具。
写作和绘画都始于2018年，她加入了工人文学小组，此后发表诗、文章，绘画天赋也被发掘出来。她还喜欢跳舞，出演过法国艺术家杰罗姆·贝尔的舞剧《盛会》。
那是一个西北农妇此前50年里不曾想过的生活。
渐渐地，她在打工者创作圈里有了名气。一些媒体来采访，从她身上挖掘美好的励志故事：背负沉重的生存压力，还能仰头看月亮。
“在我们这里，奶奶带孙子是天经地义的事。”厨房里，李文丽揉着面。厨房里有电磁炉，但她还是爱用支着大锅的灶台。柴火填进去，很快冒出呛人的浓烟。
当地习惯一日两餐，从22岁结婚起，除了干农活，她还负责给全家做饭，永远在和面、蒸馒头、擀面条。
家里收拾得很干净，客厅墙上，一个大相框里嵌着七八张老照片。其中一张是三十多年前的一家六口，李文丽夫妻、公婆和还没结婚的两个小姑子。当时家里率先种烤烟，有了不错的收入，县里来给他们拍宣传照。照片里，丈夫李朝贵居中，手里拿着本书，李文丽安静地侧身向他。两人都还年轻，都有一头浓密的黑发。
现在，李朝贵头顶的头发掉光了，两侧花白，衬着黑红的脸色。2005年卖菜路上遭遇车祸，他左膝以下截了肢，装上假肢后，走路不大看得出异样。皮鞋也仔细清洁过，干净锃亮。
面做好了端上来，是李文丽擅长的饸饹面。面条细长，卧在红亮的汤里。李朝贵尝了一口，觉得太淡，说妻子“做饭不能只考虑自己，看看人家外面的餐馆是怎么做的”。他不愿给碗里加盐，“那样味道就不对了”。
丈夫的挑剔急躁，李文丽已经承受了三十多年。她记得，3个月前，她打开行李箱想找几件衣服，李朝贵以为她又准备出远门，气得踢翻了箱子，大吼“滚”。他把妻子的画本丢到地上用力踩，李文丽忍不住抓起手边的电动车充电器扔了过去。卧室门砸出一个洞，李朝贵跨上电动车，喊着要去县城办离婚。
这场声响巨大的争执像过去无数次那样，以无果告终。丈夫走后，她去了县城福利院，和住在那里的母亲待了近一个月。放心不下，又自己回来了。
反抗与顺从的拉锯中，春天到来了。一天，她在自己的公众号上感叹：
我却连一首春天的诗歌都写不出来，一幅关于春天的画也没画出来。难道，这不是春天的悲哀吗？
“夜晚真是太好了”只有在三个孩子眼里，她是“能歌善舞，像仙女一样”的妈妈。
李文丽热爱春天，她画过很多大片的鹅黄柳绿。2024年初，她去广州参加艺术节，第一次到了南方。看到街头各色硕大的花朵，她说激动得在马路上蹦了起来。
这种缤纷鲜活的渴望，是怎么从黄土里生长出来的？她自己觉得是天赋，只是很长时间里，这种天赋被视为累赘。
李文丽生长的村庄离这儿十公里，家中七个孩子，她排第六，有两个姐姐、三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在家里，母亲喜欢文静的二姐，李文丽活泼好动，不大得宠。读书时成绩不算好，爱唱爱跳，老师也不欣赏，觉得是差生的标志。
到婚后也烂漫。冬天清扫院子里的积雪，她捡根枯枝在雪地上画画，丈夫怪她扫得太慢。在地里割麦子也唱歌。家里买了电视，邻居们来看《新白娘子传奇》，李文丽觉得主题曲太好听了，和孩子一起大声唱起来。村里人说，哪像个当妈的。
只有在三个孩子眼里，她是“能歌善舞，像仙女一样”的妈妈。
她的灵性与天真，在时间和成见之外，在繁重的劳动之外，顽强地存在着。到北京的第二年，种子终于有了机会萌发。李文丽认识了一位志愿者，她得知，东五环外有个面向打工者的文学小组。
没想到，小组栖身的城中村，“比我们农村环境还要差”。三四层高的自建房挤挤挨挨，临街商铺门头简陋，空中蜿蜒着大股电缆。第一次去时，她穿着白色长裙，竟显得不合时宜。
她立即喜欢上了文学课。来讲课的作家、学者提到很多书，她几乎都没听过，但她喜欢和向往的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在这里被接纳、被肯定了。她几乎每周都去，下课时走得飞快，要赶上末班公交去地铁站。最远的一个雇主家，车程一个多小时，出站后得再走一公里路，有时回到已近零点。
学写作是自然而然。先是在微信对话框里写，后来学会了用文档软件。她写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前半生，还有找工作。有时文字里情绪太多，老师会教她怎样运用平实的语言和客观视角。
文学小组的长期授课老师、北大研究员张慧瑜记得，李文丽的第一篇文章写自己母亲的一生。之后，又读到她写诗记录50岁时短暂停经又恢复，和两年后彻底绝经的失落。她把月经比喻成桃花，“我找遍五彩斑斓鲜花盛开的夏季/再也看不到一朵桃花”。张慧瑜认为，她的表达“非常细腻、准确”。
做家政工，时间、空间有限，她用最方便的油画棒。题材大多取自身边：做家政的情景、路上风光、文学小组的师友。起初，她总想把看到的一切都铺进画面，静远教她学做减法，例如想表现家暴，画被砸碎的玻璃就可以。李文丽果然画了一幅家暴：蜷缩在角落的女人和满地狼藉，男人化身成一旁黑暗的影子。
一些画作下笔更大胆热烈：一群裸体女子在河里沐浴；女人伸展肢体舞动，头发向后飞起。她用大面积的鲜艳色彩：明黄、亮蓝、大红、翠绿。回乡后，县文联的专业画家来看，说自己不敢那样用色。
在北京的日子，李文丽最期待夜晚到来。晚上八九点，结束一天的工作，她待在自己通常很窄小的房间里，专心画画，或是写作。她为此写过一首诗，叫《夜晚真是太好了》——
夜晚真是太好了
腰不酸腿不疼
耳鸣也不再来烦我
不用做饭不用洗衣
更不用被一些事情困扰
我可以上天入地
在云朵上跳舞树枝上唱歌
和鱼儿一起在水里游泳
2022年春天，文学小组的作品结集出版。书名《劳动者的星辰》，插图都出自李文丽之手，她写母亲的文章也收录其中。
陆续有文化活动来邀请，去上海、去深圳、去澳门。在深圳，静远带她去大芬村。李文丽啧啧赞叹“油画第一村”画工们的技艺，静远生气，说那些是行画，让她别学。
李文丽逐渐领悟到，外界看中她的生活经验和未经训练的纯粹。世界看到，并回应了那些夜晚。
“世界上最没用的女人”河流听过一个女人所有悲苦的心事。
山和新村之间，数十座旧房子废弃了，老村无声地朽坏。其中一座是李朝贵家的，墙刷成白色，下部有水刷石铺的整齐花纹，能看出当年的齐整宽敞。
三十多年前，这是冉李村最体面的住所，李文丽说，当年村里有人认为，她嫁给李朝贵，是看上这两间房子。
那是1990年，李文丽22岁，初中毕业不久，在村里的地毯厂做工。毕业时她报考了幼师，放榜前堂姐去看成绩，说她是第二名，幼师招三个人，肯定能考上。全家都很高兴，父亲还专门带她去买了新衣服。一个暑假过去了，录取通知没来。她认命地进了工厂。不多久，媒人登门。
多年后在北京，李文丽登上过模特舞台，但那时的西北农村，不能接纳她高挑秀颀的美。家里人、同学常说她个子太高，难看。青春期时，她总是习惯性缩起肩背。“觉得自己能嫁出去已经不错了。”听媒人说李朝贵爱读小说，李文丽觉得，这个人或许还能和自己投契。
十天后，她结了婚。后来接受凤凰网采访，她说，没想到路这么长，这么长。
婚后有过短暂的甜蜜。李文丽爱唱歌，李朝贵买来录音机和她喜欢听的磁带。村里开了舞厅，他常带李文丽去跳舞。李朝贵没有李文丽高，两个人跳起舞来却意外地契合，别人说他们“像在水上漂”。有一年卖完烤烟，他特地带妻子去买了条裙子。那是她人生中拥有的第一条裙子。
但这样的温情只是偶尔发生。李朝贵是家族里第一个男丁，自小受宠，一不顺心就对家人恶言相向。他觉得妻子不擅长家务，饭做得不好，人也太浪漫，总想着花花草草。大多数时候，李文丽只能默默干活。
怀小儿子六七个月时，地里要收烟叶了，她跪在地上摘叶子，“像狗一样趴着往前”。肚子疼得受不了，李朝贵骂，女人就是个怀娃的，就你喊这喊那。一次，李朝贵拉着装满烤烟叶的车，李文丽在后面推，车翻了，摔碎了些烟叶。丈夫扬手就是一耳光。
生产是在腊月天，李文丽受了严重的撕裂伤。月子里又疼又冷，丈夫怪她不提前烧好炕：哪个女人不生孩子，就你疼。日后学了画画，她想要画难产的情景，怎么也下不了笔，“太疼了”。
当年种烟叶的地早已租给别人，原本的界限消弭，眼前空白柔软的一片，看不出土地上曾经的劳苦和忍耐。平行的河滩上流淌着青白色的河水，那是汭河，泾水的支流。李文丽说，从前水流要大得多。
心里难过了，她喜欢来河边走走。河流听过一个女人所有悲苦的心事。
2008年，李文丽和丈夫到县城开了家蒸馍店。在长子飞飞的记忆里，母亲“永远在低头干活”。父亲喜欢在路边拉着人聊天，从邻里长短到国际形势，一聊一两个小时。他依旧挑剔急躁，情绪爆发时，两个儿子只能从背后抱住他，阻止他对母亲动手。
一次被骂后，李文丽切菜时剁案板的声响大了些，李朝贵觉得她是心怀怨恨，冲过来一拳把她打倒在地。李文丽左耳嗡嗡作响，后来知道是耳膜穿孔了。李朝贵又抓过一根木棒，打在她的后背和大腿上，直到来买馒头的顾客将他拉开。
从此只要醒着，李文丽的左耳里就回响着一个声音，“像风吹电线”。多年以后，她第一次坐飞机，耳中剧痛，她忍不住流下泪来。
大半生里，李文丽一直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没用、最笨的女人。直到50岁那年到了北京，在雇主家看到夫妻间平等温情的相处，直到文章和画作被肯定，也常有人称赞她的外形气质，她才渐渐相信，自己并非一无是处。
“好人是不能离婚的”没想到，这次返乡成了荣归。
回家的日子定在了2024年8月，下个月，儿媳的预产期就到了。返乡前，李文丽腿受了伤，行动不便，纪录片导演橙子和德国朋友玛丽陪护她从北京回甘肃。火车开动，李文丽靠在车窗上哭了，“不想回家”。
没想到，这次返乡成了荣归。
回到崇信不久，甘肃省属的读者出版集团注意到这位本地名人，找到李文丽，计划把她写打工经历的文章结集出版，书名暂定为《我在北京做家政》。
他说老同学们都对他妻子的成绩感到讶异。“说如果是我搞写作他们不意外，我上学时就喜欢看书，作文好。”他特意强调，妻子只上了初中，自己则是高中毕业，“是读书人”。
李文丽始终沉默。
“那样写（丈夫），老家没人信，只会说你出名了，把男人不当一回事了。”她解释。
交完稿，继续做饭、烧炕、带孙子，她忽然觉得，现在自己“像个老人了”。
生活范围也急剧收缩。像大多数西北空心村，冉李村大部分屋子都上了锁，村里留下的只有几个老人。虽然在县市里出了名，但在村里，除了小卖部老板，其他人听不懂普通话，他们不知道李文丽是谁，只知道“朝贵媳妇”，更别提写作和画画。
去县城，哪儿都行。
成名带来的好处之一，是她终于在附近有了个去处。县城一家职业培训学校聘请她担任名誉副校长，实在不想待在家时，她会找理由去住上几天。在学校怕费电，她晚上也不开灯，一个人在黑暗里坐着，“就那么坐着，也觉得舒服”。
另一方面，成名意味着要维持一个正面形象。县妇联主席到过李文丽家慰问，也很喜欢她的作品，但又说，“她家里孙子小，有老人，老公也算残疾，现在应该承担起最基本的职责”。
女人可以拒绝“最基本的职责”吗？“那肯定不行。”
妇联主席有两个孩子，在家里，丈夫也做一些家务，“但是基于他愿意的情况下”。她听李文丽说起过和丈夫“拌了几句嘴”，就劝说，你不能这样，你有儿媳妇了，要给下一代做楷模。
2024年底，当地领导邀请李文丽去一所高职院校做讲座。她选了两首诗准备分享，其中一首写道：
卧室里的人们还在熟睡
系着围裙在厨房里忙活的家政女工啊
你忍忍发痒的嗓子尽量别打喷嚏
都休息一晚上了脚步咋那么笨重
你应该像小偷一样别发出声响
像魔术师那样轻盈地挥下手
变出一大桌让大人孩子满意的饭菜
有领导提出，“像小偷”太负面了。她顺从地换了一首。
在河边散步时，李文丽提到，有朋友建议过她和丈夫分开。但——地方上要推举她评选“中国好人”：“好人是不能离婚的。”
学当一个独立女性她记得对方不屑地说：你都多大年纪了，还有啥隐私？
橙子从2019年开始跟拍李文丽。她记得，一起回到冉李村，玛丽问李文丽，你在北京是一个独立女性，为什么回到家就失去了独立性？李文丽说，你们理解不了。
北京的朋友都知道，这些年，她做家政的收入每月有5000-7000元。李朝贵的腿落下残疾后，只能在附近做库管这类工作，她成了家里的经济支柱。在北京，她有工作和朋友，有自己的世界。回到冉李村，她成了朋友们不认识的、终日沉默的人。
德国人玛丽无法理解的，或许是包围着李文丽的历史。崇信是周人先祖公刘故里。距离李家十公里的县城中心广场上，矗立着公刘的雕像，他建立过华夏史上最早的农耕文明。在这里，传统层层叠叠，像黄土一样厚重。
李文丽小时候，家里的白面都给弟弟吃。在李朝贵家，奶奶从小告诉他，男人绝对不能进厨房。即使儿子已年过三十，言语有分歧时，李朝贵仍会抄起手边的东西打过去：“儿子就是不能反对老子。”他称，家族里的男性都赞同他。
学当一个独立女性，哪怕只是部分，也是艰难的。
2017年，在银川、兰州等地辗转打过短期工后，李文丽决定去北京。考虑到两个儿子将来结婚的花销，她想多挣些钱。
她听说北京有和甘肃官方对接的家政工培训学校，向县妇联要来电话，一个人上了路。18个小时的车程，她什么也没吃，担心到北京找不着地方，又担心找不着工作。
后来写到这段经历，她见到北京的初印象已经模糊，只记得第一次坐地铁，自己很幸运地没弄错。
在学校培训半个月后，李文丽和同期来自各地的几十名女工一起，被输送到家政中介机构。后来，她还经常回到这里，等待受雇，或是在两份工作间隙无处可去时，来打个地铺。
7年过去，到了最后一任雇主家，她已经会为自己争取双休日了。但当时的她不敢说出“辞工”两个字。她让姐姐给自己打电话，当着雇主的面接听，谎称父亲病重，才心虚地脱了身。
在北京，她曾拥有过第一个，也是唯一属于自己的房间。她和朋友合租过房，城中村里一个楼梯布满铁锈，没有暖气，家具只有床和桌子的房间。橙子去探访时，看到她把物品都收在箱子里，像随时可以离开。但周末从雇主家回到那里，她感觉，“心里丢失了好多年的那头欢快的小鹿，又不知何时住进了我的世界里”。
一直到离开北京，鸿雁之家都被李文丽视为自己在北京的家。她在鸿雁结识同伴，唱歌跳舞，参加艺术节，了解到女工和女性的权益，也在这里知道了文学小组。
李文丽参加艺术展。（受访者/图）
“稀里糊涂”两个人拉着奖品——行李箱，沿着夜晚的长安街走了很久，高兴得不想回雇主家。
李文丽最初来时，舞蹈房还在地下室。周末没有去处的女工们聚到这里，聊天，休息，跟志愿者学习舞蹈、绿色家政、女性健康与权益保护。李文丽结识了许多“姐妹”。
谭启容是其中一个，两人一起参加唱跳、演讲、冥想、身体实验剧。谭启容记得，刚到鸿雁之家时，李文丽“有点放不开”。但在都是同类的环境中，她很快变得大方，乐于表现。第一次参加鸿雁艺术节得了奖，两个人拉着奖品——行李箱，沿着夜晚的长安街走了很久，高兴得不想回雇主家。
谭启容形容女工们为“无根草”，被看见和培养都很稀有。鸿雁之家举办过“音乐工坊”，两位音乐人请女工讲述自己的经历，在纸上写下自己最想说的话。她们发现，“稀里糊涂”是提及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女工们说，自己稀里糊涂长大，稀里糊涂结婚，稀里糊涂生孩子。音乐人据此创作了属于女工们的歌曲《生命相遇》，第一句歌词是：我稀里糊涂，六神无主，充满恐惧。
被困住、被压抑，与“稀里糊涂”互为因果。梅若提到创办鸿雁之家的初衷，源于她2014年调研中，得知一位女工遭遇了长达十几年的家暴，最严重时卧床五个月下不了地。家政工培训学校的工作人员小江也说，前些年，甘肃还有很多女性不被允许出门打工。
她挣脱“稀里糊涂”也很快。央视的报道中，她说，自己从前听到家乡人说要听老人的话、女人就得如何“就乖乖的”，现在会想“为什么要这样”。
李朝贵感觉到了妻子的变化。在家，李文丽敢顶嘴了，伺候他也不像从前那样周到，有时，饭也不再端到他手上。有时，她用说反话来表达抗议。采访中，李朝贵说到夫妻要相互迁就，但最近迁就李文丽的事例，他说不出。再问李文丽，她回答得一板一眼：“他一直迁就我，是我什么都做不好。”她没有表情，像小学生在课堂上不情愿地被点到名。
两个儿子和母亲的感情的确很好，他们并不强求她照顾孙子，只是李文丽很难不将带孙子视为一位母亲的义务。长子飞飞，早在李文丽“红”之前就“一直觉得我妈很厉害”。他大学毕业后定居在江苏，庆幸母亲见识到外面的世界，“真正有了作为一个人活着的感觉”。
2024年，飞飞看了电影《出走的决心》。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女主角“李红”一直操持所有家务，还受丈夫打压。五十多岁，她终于下决心学了驾照，挣脱“最基本的职责”，独自上路自驾游。飞飞很受触动，跟母亲说，“李红”的丈夫还不及自己父亲过分。得知母亲又受了气，他说，妈妈，勇敢一点吧，不要再受那么多苦了。
次子鹏鹏从小觉得，“只有妈妈爱自己”。直到19岁了，他还被父亲用砖砸过头。长大后，他和母亲互相鼓励，说“这些年家里的钱你挣大头，你就站起来，理直气壮的”。他从小目睹家中争端不断，一度抗拒结婚，李朝贵觉得这令整个家庭抬不起头。李文丽却支持儿子，说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好。不出所料，得到了丈夫的斥骂。
但多年婚姻织就的羁绊，儿子们也未必全然了解。
2023年过年，有不熟的乡邻把李文丽错认成李朝贵的女儿，她难过。看到丈夫在沙发上打瞌睡，头发花白，“觉得他真可怜”。她又细数丈夫的一些好：她怀大儿子时，他带她去吃羊汤，把自己那份羊肉都夹给了她。从前县城办文艺活动，他每次都骑车带她去看。她牙不好，他给她网购了药和功能牙膏。
有时，丈夫身上还有残留的文艺爱好者气息。李文丽在外打工时，李朝贵常常发微信给她，“他说他永远爱我”。
尾声她是另一个回家的娜拉，回到天经地义里。
在工人文学小组，李文丽常听到一个名字：李若。
文学小组举办中秋晚会，李若被推举为主持人，穿了漂亮的旗袍和皮鞋上台。这个角色，李文丽后来也担任过。
李若离了婚，原本不打算再婚，但2017年，老家的人介绍了一门婚事。男方和母亲去了她家提亲，她对男方印象也不错，还是答应了。
“比一片羽毛还飘荡”的单身生活结束了。李若半年在丈夫工作的浙江打零工，半年回河南老家，为婆家和娘家干农活。
离开了北京，写作和发表变得艰难，2024年，李若写了四五篇文章，没有发表，“感觉自己是荒芜的”。家里没装宽带，她只能到有网络的地方听文学小组的课。她喜欢看每次课后的师生合影，寻找自己熟悉的人，像抓住一片残影。
她是另一个回家的娜拉，回到天经地义里。
2024年10月，负责照顾母亲的李文丽三哥猝逝。其他兄弟姐妹不在本地，她只好把母亲送进县城福利院，请了护工。母亲年过九十，有时闹着要见小儿子，有时问，已经去世28年的丈夫在哪儿。
这天到福利院，李文丽为母亲更换了床单，给气味沉闷的房间喷上空气清新剂。临走，母亲拉着她的手，哭着要她留下。
从福利院出来，李文丽在路上疾走。似乎走得快些，这些具体的烦恼就跟不上她。
暮色四合，广场上的中老年女性跳起了舞。李文丽突然问：“我下午说的那些话，你觉得是不是在喊口号？”
那天是3月6日，下午，李文丽受邀去县财政局做讲座。她讲自己的经历，唱歌，鼓励台下的女员工们“努力追梦”。组织方为她准备了鲜花，大家吃了蛋糕合了影，热闹温馨，一次圆满的三八节活动。
娜拉出走这条路，她比许多人走得要远，但也回了头。现在，她把“自己”寄望于快要面世的书，她觉得，“等书出来，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