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从皇帝到公民的转变是世界上的奇迹，中外千千万万的人对此曾大惑不解，托尼先生显然也是其中之一。作为族谱学家，他的研究范围则从溥仪扩大到整个皇族。

访谈内容开始就被置于“中国末代皇族在巨大的历史变迁中是怎样逐步适应社会的”这一问题之下。托尼先生提出的一系列具体问题由浅入深，诸如溥仪在长春的“行宫”，他的玉玺及象征皇权的众多宝物尚存在否?他和他的家族成员，在思想、风俗和习惯等方面是否还保持着旧日传统?见面还有请安、磕头之类的规矩吗?如果说已经有了变化，是不是真正的实质性的变化?溥仪的健在的族亲，目前工作和生活状况如何等等。甚至提出如果有一天在中国也发生像东欧那样的政治变化，中国皇族会不会像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或俄国的皇族那样站出来要求复辟?面对如此尖锐的问题，我回答说，中国和东欧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背景不同，政府对原有皇族成员的政策也不同。欧洲皇族，或在革命过程中逃亡了，或被送上绞架；而中国皇族得到了改造的机会，给了他们政治地位和生活出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现在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靠一技之长以劳动为生，再也不希望看到专制时代提鸟笼、吸鸦片的腐朽生活卷土重来了。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对待旧势力和旧人物，改造政策优于镇压。

托尼又问，溥仪曾经是“真龙天子”，能够得到政府的重视是不难理解的，然而，一般皇族成员也能得到政府的重视吗?他们目前的生活又如何呢?我回答说，清朝近300年，皇族代代繁衍，枝蔓甚多。目前，一部分移居海外了，例如从被清廷封为庆亲王爵的乾隆皇帝第十七子永璘开始的皇族一支，其后裔在当代大都浪迹美国，其中在纽约定居者甚多。我的一位学术界友人金承艺先生也是皇族，作为胡适的直承弟子，曾供职台湾“中央研究院”，现居澳大利亚，任墨尔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皇族后裔中也有近年才移居国外的，如与溥仪和溥杰都很熟悉的一位中年人士，名叫爱新觉罗·恒年，就是在80年代定居美国的，现在大洋彼岸经营一家中国餐馆。皇族后裔中的多数仍居国内，生活也很安定。末代庆亲王载振之子溥铨，在1964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叙述了留在国内的本家人员的现状：

奕儇的长子(载瀚)、三子(未有名)、四子(载洸)均夭折，次子载湉虽然娶了一后(隆裕)二妃(瑾妃、珍妃)，却不曾生育。

载沣长子溥仪(1906—1967),嫡出,娶一后(郭布罗·婉容)、二妃(额尔德特·文绣和他他拉·玉龄)、一贵人(李玉琴)、一妻子(李淑贤)，均未生育。李玉琴于1957年跟溥仪离婚，现为长春市图书馆退休干部，吉林省和长春市政协委员，住在长春。李淑贤于1962年跟溥仪结婚，现为北京市朝阳区关厢医院退休医护人员、北京市朝阳区政协委员，住在北京。

载沣次子溥杰，生于1907年，嫡出，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兼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其妻嵯峨浩，出身日本华族，已于1987年病逝。他们生育了两个女儿：长女慧生，于1957年20岁时与男友双双情死在日本天城山的幽谷之中；次女嫮生，于1968年5月在神户完婚，新郎是姨婆家的孩子福永健司。他们婚后靠经营企业过着富足的生活，四位子女也渐次长大。

载沣三子溥倛，生于1915年，庶出，3岁夭折。

载沣长女韫媖(1909—1925),嫡出。16岁时由溥仪和婉容“指婚”，嫁给了皇后之兄润良，带来的却是一出悲剧，逼迫一位美丽聪慧、能文善画、性情高傲的姑娘走上自绝之路。

载沣四女韫娴，生于1914年，庶出。30岁以前随溥仪由天津到长春，1936年由溥仪“指婚”嫁给曾以翰林院侍讲、编修、日讲起居注官而随侍光绪皇帝多年的贵福之子赵琪璠。其时赵的前妻性秀已病逝数月，遗有二女。婚后，韫娴随夫赴任，先后在齐齐哈尔和长春等地生活，其间还曾往日本千叶县陪读一年。韫娴因患哮喘病于1944年回到北京醇王府养病，赵琪璠也于1946年初辗转回到北京。三年以后赵探亲在沪，被战火阻隔而于偶然之间前往台湾，把韫娴和一子一女留在北京艰难度日。嗣后，韫娴仅靠变卖家产供养子女读书，其间还当过临时工，在故宫博物院清理明清档案，直到1961年春节，由周恩来亲自过问，安排在一家专门照顾少数民族就业的塑料厂当产品检验员，直到退休。赵琪璠终于在1982年飞返大陆定居，并担任了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和北京市政协委员，直到1989年辞世。他们的女儿赵丽媖从护士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医院从事护理工作，儿子赵鼎昌现在已是一位电机工程师了。

载沣五女韫馨，生于1917年，庶出。她也随溥仪到了东北，并于1936年由溥仪“指婚”嫁给了曾给张勋当过秘书长的万绳栻之子万嘉熙。婚后，万嘉熙调到奉天(沈阳)“中央陆军训练处”任教官，韫馨亦迁居奉天。1939年万嘉熙奉派赴日本千叶县陆军步兵学校进修，韫馨偕行伴读。回到伪满以后，万嘉熙先在陆军军官学校任教官，继任伪宫内府侍从武官室武官。伪满垮台，他又随溥仪被俘入苏，韫馨则经历了好几年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才回到北京。在新中国，她先在一所缝纫学校学习并工作，继而当上西直门外“义和”饭馆的会计兼服务员，靠劳动自立，维持家庭并教育子女。1957年万嘉熙获释回京，在北京编译社当翻译，直到“文革”中间下放插队，于1972年病逝。韫馨擅于教育子女，她的4个孩子先后大学毕业了。

载沣六女韫娱(1919—1982)，庶出。早年在王府内延师学画，尤工花鸟。1945年3月与金代皇族后裔王爱兰结婚。王家历代都有清朝重臣，其曾祖父麟庆是江南河道总督，其祖父崇厚当过朝廷的钦差大臣，其父衡桂系正红旗满洲都统。王爱兰本人留日多年，既学绘画，又学经济，在书画界，以画兰而有“兰王”盛名。他们婚后很快就在北海公园联合举办了书画展及画扇展，获得好评。到了50年代，他们必须自食其力了，王爱兰当上小学教员，而韫娱仅能给安定门国画工厂临时画画书签，计件工资甚微。1961年以后，周恩来亲自安排韫娱和她的丈夫陆续当上北京画院的专业画家。他们的四女一子均已成家立业，儿子王昭从小就有画作参加国际性儿童作品展览，现在已从小画家成长为北京画院的成熟的大画家了。

奕儇第六子载洵(1885—1949)，清末曾任海军部大臣兼弼德院顾问大臣，辛亥革命以后30多年间闲居京津。他有一子三女。儿子溥侊于20年代在天津颇富交际，通日语，曾接受日方之托，劝说溥仪移居日本。后因溥侊与京剧演员雪艳琴结婚，“有辱列祖列宗”，被溥仪痛斥并逐出天津。嗣后，溥恍携雪艳琴先客居上海，又移居日本东京，经济渐窘，乃往大连当了寓公，逝而无后。其妻雪艳琴，原名黄咏霓，早年搭崇雅社、庆麟社、奎德社坤班演出，继与周瑞安、杨宝忠、郭仲衡等先后组班，成为著名京剧演员。新中国成立后，她加入中国京剧院，1960年以后在中国戏曲学校任教，直到1986年病逝，终年81岁。载洵的女儿中有一位叫金蕊禅，是中央广播说唱团团长白凤鸣的妻子，现健在。

奕儇第七子载涛(1886—1970)，奉慈禧懿旨过继给多罗钟端郡王奕诒为子，袭贝勒，加郡王衔。他在清末曾任军谘大臣和禁卫军训练大臣，辛亥革命以后不再涉足政坛，一再拒绝伪满政权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高官厚禄的聘请，而把精力转向京剧、书画、花鸟和社交方面，靠变卖家产维持生活。在新中国，他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视，被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作为200万满族人民的代表人物，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载涛前后娶了4位夫人，后代繁衍很多。

载涛的嫡配夫人姜婉贞，出身名门，有文采，擅绘事，病逝于1949年。生育二女四子：长女夭折。次女嫁给内蒙阿拉善旗(今巴彦淖尔盟)王爷达里扎雅。国民党退离大陆之际，蒋介石曾派飞机接他们赴台湾，他们毅然留下迎来了新中国。达里扎雅出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这对夫妻不幸在“文革”年代惨遭迫害而死。长子夭折。次子溥佳，曾在紫禁城毓庆宫给溥仪伴读英文，继随溥仪在伪满洲国任宫内府头等侍卫官，1932年被溥仪派往日本，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后因故奉溥仪命中途退学。返回伪满后，当了几年简任二等的伪宫内府侍卫处处长，伪满跨台前因抽大烟被溥仪赶走，返回北京闲居，后来赴内蒙投奔姐姐和姐夫。新中国成立后就地参加工作，任自治区政协参事室参事，直到1965年退休返京，病逝于1979年。溥佳的两个儿子，一个叫毓峤，一个叫毓崟。毓崟即金子中先生，他少时曾随父留住日本，40年代末入辅仁大学社会学系读书，两年后遵从父命改学无线电专业，自1952年在水电部当电子仪表技术员，退休后又有好几年时间协助溥杰处理日常工作。三子溥侒，毕业于辅仁大学经济系，参加了伪满军队，曾以中尉驻军黑龙江虎林，又以中校在华北担任清西陵守备队队长。后经日本关东军培训，当上伪华北绥靖总署兵器科长，于1944年去世；四子溥伸夭折。

载涛的大姨太周梦云，系被收房的王府丫环，性格怪癖，脾气暴躁，发展到跟载涛离了婚。她的儿子溥僖，毕业于北京大陆汽车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当上北京市运输公司的汽车司机。

载涛的二姨太金孝兰，也是收房的丫头，胆小怕事，言行拘谨。在载涛家中，一向只管内务，却在“文革”初期红卫兵抄家的时刻，以自刎的悲剧结束了生命。她的儿子金从政，毕业于北京师范专科学校，现为北京市第八十中学的语文教师。

载涛的三姨太王乃文，原是艺人，跟载涛在30年代结婚，时年20岁。婚后，夫妇在京戏方面切磋技艺，时而登台演出。在新中国，王乃文加入了民革，又被推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常在一些重要的社会活动中露面。她陪伴载涛的时间在几房太太中是最长的，但不曾生儿育女。

听过上述介绍，托尼先生颇为满意，声称对醇王府后裔的历史和现状，已经有了系统的概括的了解。

溥伦的祖父奕纬是道光皇帝的长子，因先其父而卒，失去承继大统的机会，被追封为隐郡王，后人称多罗隐志郡王。

奕纬无子，乃过继贝勒绵懿之孙载治为嗣。咸丰年间，载治袭贝勒，加郡王衔。

载治生五子，长子溥健、次子溥偕、三子溥侃都夭折了，四子溥伦和五子溥侗却是声名赫赫的人物。

1874年同治皇帝崩，他是“载”字辈，依例无嗣应从近支皇族的“溥”字辈中选立嗣皇帝。载治以长房资格向两宫皇太后提议选立溥伦承继大统，不获采纳。这是因为西太后为了“垂帘听政”的需要，早已选定了醇亲王奕儇之子、年仅4岁的载湉了。

这或许就是谱系学家托尼先生把溥伦及其后裔列为访谈热点的原因吧！

载治逝于1880年，溥伦袭爵，为贝子，后又加贝勒衔。在光绪、宣统年间，历任镶黄旗副都统、北京崇文门监督、资政院总裁、纂拟宪法大臣、农工商部尚书兼弼德院顾问大臣等要职。他以君主立宪的主张而活跃于政界，如主持资政院期间，曾奏请朝廷设立责任内阁，并谕令全国“剪发易服”，对军国要务提出一些重大建议。进入民国以后，溥伦又成为皇族中与袁世凯关系最好的人，被委任为北京大总统府政治顾问，继任镶红旗满洲都统。溥仪的小朝廷也利用这种关系，派溥伦办理小朝廷和民国政府之间礼仪与交涉方面的事情。溥伦对此心领神会，更加巴结袁世凯。1913年10月9日袁出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时，溥伦出席了袁的就职仪式；1915年12月12日袁自称洪宪皇帝，溥伦又是第一个代表满族上书劝进的人。袁世凯也知恩有报，许以赐给亲王双俸，任命他为北京政府参政院参议、参政院院长。

溥伦于1927年病逝时，在王府井大街大甜水井(今《》社附近)遗有宽敞豪华的府邸一座，关内外还有大量庄园，除了这些继承祖辈的财产，还有他本人在官宦生涯中聚敛的大量财富。这份诺大家业，由他的儿子毓崇继承了。

毓崇本来是溥伦的幼子，其上还有3位兄长，大哥毓嶟、二哥毓崨均幼亡，三哥落地未及取名又夭折，老四毓崇成了溥伦唯一的儿子。

毓崇与后妻的长子恒铭，生于1945年，离乱年月尚在怀中，1952年在北京半大人胡同入小学，继在北京十三中读中学。其父病重至逝世，他才20岁上下，负起延医抓药的重担，还必须联络市民政局和亲亲故故，请求接济。处理完父亲的后事，溥仪曾来看过他，邻里间遂风传他是溥仪的孙子，因此而在“文革”中横遭抄家之祸。被抄走的金护心佛以及乾隆御笔字画等原由溥仪赏赐给毓崇的珍贵文物，到后来落实政策时，作价2500元退赔。恒铭自1965年“接班”参加了北海公园的园艺工作，至今已有20多年的工龄。曾当卡车司机、车队副队长，现担任北京市园林局绿化三大队养护三中队副队长，分管全队60多名职工的后勤管理工作，人很精明干练。妻子吴莲芬，在北海公园照相部工作，他们与在北京六中念书的15岁的儿子生活在一起，住在德胜门外居民楼的单元住宅里，生活安定、美满。其二弟恒铨现在深圳，是位搞模具的技师；三弟恒钰是首钢工人、带班班长；妹妹恒娟，现为北京市劳动局行政处的干部。

溥侗的第一位夫人张佳氏系由慈禧指婚，无生育而逝。其第二位夫人刘氏是风尘场中认识的，虽多才多艺却未生养。其第三位夫人朱氏生下一女一子，子名毓巙，系溥侗次子。其第四位夫人何氏生下二子，即溥侗长子毓嵊和三子毓㟍。

溥侗去世时，长女已经出嫁，长子毓睐在北京参加工作，次子毓巙几年前就到台湾去了，家产由当时不满20岁的幼子毓㟍继承。

毓㟍在上海靠租房的微少收入念完初中，1956年回到北京，考取清华大学实验员，学习钳工和水暖工技术。1962年退职，在社会上做临时工。“文革”初期被抄家，祖传宋版、元版善本图书，珍贵字画、图章、文房四宝等毁于一旦，毓㟍的胳膊被拧扭致残，丧失了劳动能力，继而被送到延庆县务农，直到1982年才把户口迁回城里，并安排在北京市民委当临时工。他年近50才在亲友帮助下结婚，爱人在一家集体办的工厂工作，在乡下买了房子，生活安定下来。

溥儁是清朝道光皇帝第五子惇亲王奕倧之孙，就出生在位于北京西城东斜街的惇王府内。其父载漪是奕倧的次子，自幼习武，统帅过由八旗子弟组建的“神机营”。咸丰十年(1860年)，载漪奉旨过继给瑞敏郡王奕誌为子，袭贝勒。同治继位，西太后垂帘听政的大局既定，颇赏识载漪的军事才干，想把他培养成为皇族中掌握兵权的亲信，逐颁旨进封他为端郡王，还“指婚”把亲侄女给他当了福晋，生下长子溥僎和次子溥儁两个儿子。戊戌政变以后，慈禧准备废掉光绪皇帝，并决定以溥儁作为取而代之的对象，遂先赐以头品顶戴，继命入宫读书，立为皇长子，名号“大阿哥”，拟在光绪之后继同治为帝。

据说溥儁入宫以后，虽有崇绮等师傅授读，却不甚用心，每天与太监们玩耍，捏成许多小泥人，还为之取名“李鸿章”或“庆王”，再命太监加以捆绑，砍去头颅。

不久，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号而举事，得到端王载漪等亲贵的支持。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迫令慈禧惩办“拳乱祸首”，结果庄王载勋被“赐帛”自杀，端王载漪则发配新疆，永不叙用。

载漪携眷西迁，苦于风沙而未出嘉峪关，转向宁夏的阿拉善旗，因该旗罗王爷的妹妹也是端王的福晋，载漪是在慈禧的默许之下投亲到这里来的。嗣后就在这里定居，至1917年迁居兰州，直到约10年后病逝。

载漪获罪后很快牵连到溥儁，1901年慈禧在从西安返回北京途中于开封传谕，宣称“溥儁不宜膺储位，废大阿哥名号”。旨到京城，溥偶立即被从宫中轰了出来。考虑到端王府已被八国联军焚毁，为了让端王一系有权分得惇王府的一份财产，以维持家族往后的生活，慈禧又传旨让端王一系“认祖归宗”。于是，出宫的溥俱就迁回惇王府内居住了。

载漪听说大阿哥被废，决定把自己一系应该分得的财产，全部让给溥儁使用，自己分文不取，也不让长子溥僎继承。然而，惇王府当时的主事人载瀛根本不分给溥儁房地产权，只在王府东跨院内拨出二三十间房子给他居住，每年从王府地产租金收入中拿几百两银子给他使用，如此而已。

几年后，溥儁收到父亲从阿拉善旗罗王府写来的信，遂遵照父亲的嘱咐，携两名家人前往罗王府省亲。父子见面之际，罗王大摆筵宴，举行了盛大的会亲仪式。溥儁很快就相中了罗王之女，并在罗王府内完婚。

溥儁不情愿在内蒙草原过荒凉寂寞的生活，婚后携妻返京，带着父亲和岳父赠予的一些钱款，先住在北京三座桥罗王府，继而迁回惇王府，生活富足。民国初年，溥儋当上总统府的参议，有了额外的俸禄，又吃喝玩乐抽大烟，挥霍无度。

1922年以后，因政局变动，溥儁的参议职务被取消了。溥仪被逐出宫以后，王府的地产也渐渐转为“民地”，遂陷溥儁于穷困潦倒的境地，家产很快卖净，从惇王府内分得的若干房产也在短时间内变卖吃空，到后来全靠妻兄塔王(罗王之子塔旺布里贾拉)接济过日子。时任国民政府蒙藏院总裁的塔王向困境中的妹妹和妹夫伸出了援手，后来索性把他们接入塔王府居住。好景不长，塔王去世后溥儁一家便受到塔王家人的冷遇，让他们住在马号旁边的小屋里。溥儁忧郁成疾，于1942年病逝。

溥儁有二子：长子毓巍，字兰峰；次子毓岑，聪明伶俐，深得父亲喜爱，却在5岁时病亡，溥儁悲伤至极。毓巍在伪满年代曾投奔溥仪，当过伪满警察，也蹬过三轮车，以体力劳动的微薄收入供养父亲。新中国成立前后，毓巍尚在北京生活，自1956年迁居宁夏永宁县李俊乡古光村，历任永宁县政协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委员。他已年过八旬，懂中医，有三子：长子恒録、次子恒玉、三子恒钧，都务农，各自成家，三代十几口人同住一村。

关于载漪长子溥僎一系的情况，只能略述一二：溥僎是溥儁唯一的胞兄，清廷于1890年赐给他头品顶戴，继而又赐予“乾清门行走”，1894年慈禧60岁大寿时晋封溥僎为一等镇国将军，5年之后出任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其时八国联军已经打进北京。跟随慈禧西逃的路上，端王载漪被革爵之际，慈禧问溥僎“要尽忠还是要尽孝”，溥僎以“尽孝”对，乃得随父伴罪兰州，直到1920年病逝。溥僎生了6个儿子和许多女儿，其眷属扶柩回京以后大部留居下来。

溥僎长子毓峖，因家庭矛盾而离家出走，并在青海落脚，后事不详。

溥僎次子毓運（上面山字），1927年以前曾任甘肃省景泰税务局局长，卸职后也回到北京，继承了惇王府分在溥僎名下的房产和家产。嗣后长期在北京生活，直到60年代还曾口述有关“大阿哥”的回忆文章发表，保存了一些珍贵史料。

溥僎三子毓岳(1910—1964)，曾在国民党西北军中任职，他的一位妻子系晚清伊犁将军广福之女。他们的晚年生活在北京度过，但处境不好。毓岳与两位妻子养育了九子三女，仅有其中一人，即恒复先生的情况曾被披露。他生于1932年，是北京市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第一批发展的青年团员中的一个，并参军入朝作战，获军功章一枚。1955年复员后一直在北京市海淀区煤炭公司工作，现为该公司办公室的干部，已接近退休的年龄。在80年代，恒复先生联络了热心满文教育的金宝森先生等，兴办了民办性质的北京满文书院，招收北京的满族青年，业余授课，每周两次，以培养满文人才为已任。溥僎四子毓岫、五子毓嵤和六子毓崑的情况未见披露。

溥僎和溥儁的女儿们共有十几位：四女嫁给冯玉祥部将冯安邦，此人自1917年起，历10年而由一名排长升任师长并代理宁夏省主席，又10年后在襄阳进军途中牺牲于日寇的飞机轰炸。八女毓凤嫁给了冯玉祥部的军长孙连仲，1928年时孙已登任青海省政府主席，1938年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晋授上将，1943年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1945年任河北省政府主席，1947年任北平行辕副主任，转年任首都(南京)卫戍总司令、总统府参军长等；1949年迁居台湾，毓凤随往，她逝世时有《年谱》行世；其夫老而弥坚，以97岁高龄逝于1990年。十女嫁给了第三十一军军长鲁崇义。还有一女嫁给了冯玉祥部将门致中，1926年冯玉祥“五原誓师”时，门就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第七路总司令、国民联军北路前敌总指挥，1928年任宁夏省政府主席，1930年任西北军第十七军军长,1932年任河北“剿匪”总指挥;从1940年到1945年接受了汪伪政权的职务，抗战胜利后出任华北先遣军第九路总司令；后携眷移居香港，60年代病逝于九龙。

毓嵒先生回忆自己的经历时，述说了一段很不平凡的故事，这故事发生在他和溥仪等囚居伯力又将被引渡回国之际。他写道：

毓嵒就这样当上了清朝皇统的继承人，他和他的后裔被托尼先生看重就很自然了。

毓嵒的祖父载濂，是惇亲王奕谅的长子，在清朝被封为一等辅国将军，继进辅国公。后来承袭贝勒，加郡王衔。1900年因支持义和团获罪被革去爵位，奉旨“闭门思过”，直到1917年11月病逝。溥仪不以革爵论，赏银4000元治丧。载濂有二子一女。

载濂长子溥偁就是毓嵒的父亲，曾受清朝头品顶戴，却从小抑郁不得展颜，这是因为母亲不喜欢他，说他没造化，当年慈禧选立皇储，他作为惇亲王的长子长孙而落选，反让二房的溥儁拿了“大阿哥”名号。溥偁的妻子温柔典雅，贤惠可爱，又十分孝敬公婆，可仍让婆婆看不上，受尽封建礼教的折磨，才32岁就死了。溥偁先在溥仪的小朝廷中服务，任乾清门待卫。溥仪出宫以后，他在京汉铁路局当过短时间的职员，后来又设塾教授本家子侄读书。他和妻子非常恩爱，妻去后他也失掉生趣，不久就以绳自杀了。临死留下遗书，把二子一女托付给姐姐和弟弟。

溥偁长子毓岱，30年代时也在长春的伪满帝宫中读书，原拟由溥仪送往日本留学，出国前夕因偶然事件与其五叔载瀛之子溥佐打架，违犯宫规，被溥仪驱逐，返回天津溥修家中，抑郁成疾，得了精神病。其妻是长春人，汉族，曾留学日本，有新思想，但未生育。1947年，毓岱携妻投奔长春岳父家，不久病故，其妻改嫁。

溥偁次子毓嵒，小时候生活在惇王府后花园内，靠借贷或典当度日，家境窘迫。后随胞叔溥修迁居天津，开始学习汉文和日语。1936年冬，毓嵒与毓岱等一起，应召前往长春，进入了溥仪为培养人才而设置的伪满内廷学生班读书。溥仪本打算短期培训之后即送日本留学，后来有感于留日毕业的人都各奔前程，并不听他的话，遂放弃了原拟计划。作为内廷学生，毓嵒在头几年还按部就班上课，以后不再上课，成了内廷的事务员，贴身侍候溥仪，并得到溥仪的信任。1942年，有人给毓嵒介绍了一门亲事，因女方毕业于日本学校，而其兄又在伪满大同学院工作，溥仪怕婚后与日本人有联系，表示坚决反对。不久，溥仪破例给毓嵒“指婚”，女方是北京旗人，姓马佳氏，名马静兰。他们于1943年5月中旬在长春一家饭庄举行婚礼，毓嵒穿学生礼服，新娘穿白纱婚服，溥仪特写了“上谕”让人在婚礼上宣读。马静兰爱书能诗，颇有才气，婚后连生两个儿子。日本投降后，毓嵒随溥仪入苏被俘，马静兰携两子经长期的逃难，返回天津溥修的家中，因贫病交加，受尽折磨，她留下一本怀念丈夫的《双清堂诗集》手稿,于1948年撒手人寰,年仅28岁。当时囚居伯力的毓嵒对此竟毫无所知，仍一心伺候“皇上”，并成为溥仪的“嗣子”。1950年被引渡回国后在抚顺和哈尔滨等地关押，其间交代了溥仪立嗣的情节，表示再不愿承继清朝的“皇统”，1957年2月被免于起诉释放回京。

毓嵒的新生活是这样开始的：从溥修家里领回马静兰生育的长子恒镇(乳名缘缘)和次子恒铠(乳名荔荔)，在南官房胡同一个大杂院内8平米的小东屋中重建家庭。当时毓嵒三十七八岁，两个孩子十三四岁。为了养家糊口，毓喦先在西四一家业余中学当语文教员，又在北京市挑补绣花厂当工人，都是临时工作。1958年，毓岱为社会上的劳改释放人员，被强制参加天安门建设工程劳动，后来就在隶属公安部的天堂河农场就业种水稻，月收入35元，半个月才能从位于大兴县的农场进城回家一次，看看两个没娘的孩子。当国家进入经济困难的三年之中，也正是恒镇和恒铠小学毕业后陆续考入北京市第十三中学的时候，孩子学业繁重，又是长身体的时代，一个月的口粮领到家，半个来月就吃光了，父亲的工资除去本人伙食所剩无几，而两个中学生的费用仅靠每人每月5元钱助学金维持。他们终于挺不住了，中途辍学。毓嵒对此毫无办法，只有把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带进自己所在的天堂河农场。1964年已满46岁的毓嵒重结连理，妻子叫张云仿，42岁，当过小学教师，因母亲死得早，为了照料年迈的父亲而误了婚期。父亲思想守旧，偏要把女儿嫁给有皇族身份却一贫如洗的毓嵒。她当时没有固定工作，婚后也做点儿临时工，生活总算安定。不久，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取名恒钧(乳名东东)。然而，在“文革”年代里，新的厄运降临，毓嵒作为“疏散”对象被武装押运到山西省长治县大辛庄农场管制劳动。其长子恒镇参加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上了烧砖工人；毓喦次子恒铠则被农场下放，在河北省冀县插队落户当了农民；毓嵒的妻子张云仿也带着小儿子恒钧下乡“安家落户”了。

对毓嵒一家人来说，1979年才是云开雾散的年头。毓嵒作为退休的国家职工，带着每月38.5元的退休金回到北京，与早几年返城的妻子和小儿子仍在那间8平方米的小东屋里团聚。为补家用，妻子在街道当临时工，干起扫马路的活儿，毓嵒也每日早起，帮助推车并装车。他们的生活依然很拮据，国家对他们偶有补贴。自晚清三大王府之一的恭王府开放以来，毓嵒应聘担任顾问，每月有130元的聘金，社会名望相应提高，并能常常参加书画活动，略有润笔收入，这才使已进入古稀之龄的毓嶨的生活显著好转。

80年代末期，北京市委统战部特殊照顾毓嵒先生，分给他一套两居室单元楼房，位于永定门火车站附近。他考虑到新居离恭王府太远，于工作很不方便，不如暂且委屈在8平方米的陋室，而他多年前自书的“何陋之有”四字条幅仍悬于正墙，意示不以为陋。在这间陋室里，藉助唯一的三屉桌，老人戴着花镜，一笔一笔地撰写着自己的坎坷人生。

小儿子恒钧从职业高中毕业后，分配在西四工商银行当会计。其长子和次子仍远在他乡：恒镇现在新疆当电影放映员，与妻子儿女在新疆安了家。恒铠在冀县当了5年农民后，于1975年9月返回农场，被分配到河北省南大港农场二砖厂工作，1977年5月与河北省博野县一位农村民办教师结婚成家，第二年添了一个孩子。现在他是河北省黄骅县的农场医院的电工，还当上了县政协委员。

溥偁的女儿叫菊英，嫁给了陈曾寿的儿子陈邦直。陈曾寿是皇后婉容的汉文师傅，溥仪就任伪满执政后他任内廷局局长，溥仪“登极”后他又当近侍处长，一直在溥仪身边，忠心耿耿。陈邦直，字英三，在“满日文化协会”当干事，颇有才华。菊英婚后随夫住在长春，伪满倒台后全家定居上海，陈邦直已在“文革”中病逝，他们的儿女都已各自成家立业。

载濂次子溥修，幼时过继给五叔父载津为子。载津系惇亲王奕倧第五子，自己生了3个儿子(溥佖、溥儨、溥俶)全都夭折了，载津本人也死得早，溥修以及另一位承继子——载瀛之子溥佺仍回到原来的家庭。载瀛和溥偁去世后，溥修便是惇王府长房一系的家长。

溥修曾受清朝二品顶戴，溥仪在天津时，溥修还住在北京，但经常要到天津日租界溥仪的“行在”去“值班”。1931年11月，溥仪出关上东北去，溥修奉旨在天津给溥仪看管房产和财产，遂把全家从北京迁到天津，住在日租界明石街永平里4号和5号这两座溥仪的私人楼房内。嗣后，他干脆卖掉了北京惇王府内属于载濂一系的后花园房产，所获银洋万余元，被他用来或捧唱大鼓的，或游烟花柳巷，或买妓女作小，很快挥霍一空。那时他往来于天津和长春之间，能溥仪办事，还有固定的丰厚收入。伪满垮台后，他就只有靠盗卖溥仪在天津的房产和财产了，其间他也照顾了陆续从东北逃难归来的溥仪的“福贵人”李玉琴以及毓嵒的妻子和儿子等。新中国成立后溥修搬回北京，只能借住胡同内的大杂院里。闲居几年后由政府安排为中央文史馆馆员，又被推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生活渐安，直到50年代末病逝。

溥修之妻费云章是名门闺秀，其父费地山曾任清朝知府，伪满时在溥仪的“帝宫”中任教，毓嵒就是他的学生。费云章生有二子二女：长子毓岷，很有学问，但性情孤僻，于1948年病故；次子毓岥，从小盗卖家中字画，以至触犯刑律，于1951年被判处20年徒刑；长女毓灵筠，50年代当过夜校教员，两个孩子，现居北京；次女毓灵若，嫁给罗振玉的曾孙罗律，现居大连，有两子一女。溥修还有一房姨太太，叫刘展如，从妓院接来时才16岁，虽然美貌却略有口吃，有个“哑美人”的绰号，给溥修当过几年家，40年代末分得一笔款与溥修离婚了，回到沈阳的娘家定居，后来给溥仪的一名随侍霍福太当了“外室”，她始终没有生育。

载濂还有一位女儿，不详其名，脾气古怪，终生未嫁，好男装，不施脂粉，让侄儿侄女称呼她为“爸爸”，常年与女仆住在一起，连女仆的儿子也在她身边娶妻生子了。这位“老小姐”一直跟着溥修生活，从北京到天津，又搬回北京，病死在50年代。

众所周知，醇王府“两度潜龙”，出了一代光绪帝，又出了一代宣统帝，因此而闻名于世。无独有偶的是，惇王府“两度唤龙”，先唤出大阿哥溥儁，却被八国联军给搅了；继唤出已经嗣位的毓嵒，但时代不对了。虽然“两度唤龙”龙不出，这惇王府还是引起了托尼先生的极大兴趣。他来信要求介绍惇王府的情况，还希望得到一张惇王府的历史照片。我回信说，该府位于北京西城东斜街(今朝阳门里大街路北)，原为明朝初年名将常遇春的“开平王府”，京剧中“打严嵩”的故事就发生于此。因为这处府邸系当年奉旨而建的绿色琉璃瓦建筑，外观华丽，气势宏伟，分为正院和东西跨院，含殿堂和一般房屋数百间。房产之外，惇王府还在关内外占有庄地7万余亩，可谓盛极一时。今已片瓦无存了，在原址上耸立起现代楼群，不但毫无遗址可寻，连历史照片也找不到一张。这当然与1900年惇王府遭到灭顶之灾有关。

惇亲王奕倧系道光皇帝第五子，与咸丰皇帝(道光第四子)同岁，是他的异母弟。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奕奉旨过继给嘉庆皇帝第三子绵恺为嗣。1819年嘉庆帝封绵恺为惇郡王，1821年道光帝即位时进其为亲王，奕倧过继后承袭了惇郡王的爵位。1851年咸丰皇帝即位后，命奕倧“在内廷行走”。据王府后人口耳相传，奕谅很有个性，平生喜欢喝通县出的酒，后来干脆就在通县运河边上找块坟地。其人性情孤僻，不善交往，与近支皇族也不往来，坊间流传说“大筐抬银子都不要”，故有称之为“穷五爷府”的。他的一生经历与这种性格不无关系。据《清史稿》载，“奕倧屡以失礼获谴”，曾受到“降贝勒，罢一切职任，上书房读书”的处分，到1856年“复封惇郡王”，数月后“进亲王”。同治年间曾任宗人府宗令，后被奕儇弹劾解职。从同治到光绪年间两度获赐“亲王双俸”。当西太后开始“垂帘听政”之际，毕竟奕谅是签字赞成的，所以他在1889年故去时，得到了光绪和慈禧亲临祭奠的哀荣。

惇亲王奕倧有8个儿子，其中第六子载淮、第七子载浵、第八子载灏未授爵位；有爵者5人：第一子载濂，初封一等辅国将军，累进辅国公，袭贝勒，加郡王衔；第二子载漪，过继给瑞敏郡王奕诘为子，袭贝勒，光绪年间进封端郡王；第三子载澜，初封三等辅国将军，又进封不入八分辅国公；第四子载瀛，初封二等镇国将军，加不入八分辅国公衔，袭贝勒；第五子载津，封二等镇国将军，加不入八分辅国公衔。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慈禧有意废掉光绪，命溥儁以“大阿哥”名号进宫，惇王府则因此而进入它的鼎盛时期。正当义和团风起云涌的时候，惇王府各支为了加强实力，怂恿慈禧利用义和团抵抗洋人，并在府内设“拳坛”，摆“香堂”，演武练兵，以至发展到围攻东交民巷，击杀列国使臣，而被攻入京师的八国联军视为祸首，迫令慈禧予以惩处，于是就有了那场灭顶之灾：长房载濂被裭爵后“闭门思过，交宗人府禁锢终身”，次房载漪被裭爵后发配新疆，中途改赴阿拉善旗投亲，当然也要“监锢”，这在前文已经述及。

三房载澜时任步军统领右翼总兵，当慈禧下诏对“万国”宣战时，任命庄亲王载勋和刚毅统率义和团，而让左翼总兵英年和右翼总兵载澜会同办理义和团事务，由此种下祸患，“以庇义和拳，夺爵，戍新疆”。宣统皇帝退位后，载澜的家属曾设法通融袁世凯，希望允许回京居住。袁不敢得罪洋人，非但不准，还放出密探潜在惇邸周围巡风。袁死后，二房载漪曾于1921年3月27日私自回京，外交公使团立即抗议，迫使北洋政府在4月5日又把他遣回原戍地。载澜则始终没有回来过，后来从西北迁往东北，死在黑龙江省的宁古塔(今宁安县)。

载澜的正室系杭州将军之女，蒙慈禧“恩典”，不必随戍远疆，乃携子女留住北京。作为罪犯家属，已不能在惇王府正院居住，遂搬入西跨院。载澜在新疆续娶一位汉人侧室，后来在宁古塔又续娶两位汉人侧室。

载澜第一子溥倬，受清朝头品顶戴，乾清门行走。溥仪的“小朝廷”时代，他也时常入宫追随，溥仪大婚时他还参与操办，藉以换取微薄的赏赐供养老母并维持全家生计。遇上难关还可变卖家中浮物，出租院外原王府马厩的收入亦可稍补。他娶妻两房，共得8子。嫡妻系满族人，清朝知县之女，所生诸子中老三毓峻在1932年就随溥仪到了长春，初任伪满执政府侍卫官处二等侍卫官，继被溥仪用“满洲国陆军将校候补生”的名义，于1933年春派往东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毕业后当上伪满军官。其妻系荣惠皇贵妃(同治皇帝的瑨妃)的侄女，宗室内部称之为“丹阐家”的闺女，娘家略有补贴。溥倬的庶妻系汉族人，所生子女中老七毓(原名毓岭)还健在。他于1914年出生在北京惇王府西跨院，因母亲地位卑微，每月仅靠马厩的区区30元租金生活，度日维艰。毓岫从北平市立第五十六小学(朝阳门外)毕业后，又入私立北方中学(和平门里)，因学费昂贵而于初中二年时被迫退学。溥仪出宫前，只有几岁的毓岫曾跟大人进宫拜年，后来就每年往荣惠皇贵妃和敬懿皇贵妃出宫后的住处——西城麒麟碑胡同新府去拜年了。1932年，经溥修介绍，作为宗室亲信前往长春，给已就任伪满执政的溥仪当“护军”。在伪满14年期间，毓崨先在伪执政府内军事训练班学习，继当护军，自1936年调入“内廷学生班”读书，为赴日留学作准备。后来赴日无望，溥仪又在1939年把他送到伪满年代设立在长春的陆军军官学校学习两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溥仪让毓塘退学重返内廷学生班，实际是伺候溥仪，直到1945年随溥仪被俘入苏，1950年引渡回国，1957年免于起诉释放，安排在吉林市满族中学工作。以后的岁月中也曾几度沉沦，如下放郊区“九站”劳动，后来又被安排到一个废品收购站去。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历任吉林市船营区人民代表、吉林市政协常委、吉林省政协委员、吉林省文史馆馆员等职。其妻杨景竹是一位退休的学校职员。他们生育二子一女，长子于1946年初夭折于逃难途中的临江市，长女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作，次子也在身边。两年前因旧房拆迁而搬入楼房单元新居，晚年境况颇佳。

载澜第二子和第三子生而夭折，第四子溥倓无爵无后，第五子溥信亦无爵，过继溥倬第五子毓岫为嗣。

载澜第六子溥俭，系在宁古塔续娶的汉人侧室所生，是载澜死后才随其母返京的。溥仪出任伪满执政以后把他和毓塘等同一批招到长春，也经历了军事训练班、护军和内廷学生班等阶段，后来就一直在内廷伺候溥仪。妻子姓叶赫那拉，叫叶乃勤，长期陪伴溥仪的“贵人”谭玉龄和李玉琴。伪满垮台后，溥俭辗转逃难期间仍不忘溥仪的嘱托，把谭玉龄的骨灰从长春运回北京存放，又把李玉琴从长春带到天津安顿在溥修家里，帮助溥仪处理了他最挂心的两件事情。在新中国，溥俭和叶乃勤就职于北京义利食品厂，凭劳动为生。溥仪特赦后他们常一起上街溜弯，联系颇密。溥俭逝于70年代，无子女。

本世纪初，惇王府就已经彻底败落了；5个有爵的儿子中，3个被夺了爵并流放了两个，未被夺爵的两人中载津又死得早，仅存奕倧第四子载瀛。庚子那年才20多岁的载瀛侥幸没有参与义和团活动，慈禧乃命其降袭贝勒，继承了惇亲王府。后来他还任过宗人府右宗人、东陵守护大臣、内廷行走、御前行走等职。据说载瀛占有了府内原属于奕倧8个儿子的正院八大殿堂和绝大部分地产，颇为骄横自恃，常向亲友们夸口，说他的贝勒相当于三等王爵，他完全有把握得到郡王、亲王的爵位。他显然是太乐观了，此后二三十年间，一座偌大的惇王府便风卷残云般地消失了。1917年载濂病逝后，这一系所居的后花园房产被溥修卖了；载漪一系回归本府后在东跨院分得的房产被溥㑺和毓运卖了；载澜一系留京的人住在西跨院的少数房间，也渐渐卖净贴补生活了。卖房最惨要属继承最富的载瀛一系，据毓崨说，他小时候亲眼看见贝勒载瀛拆殿堂卖琉璃瓦，扒房子卖木料，连王府门前的一对儿石狮也卖了，今天雄视在北海桥西原北京图书馆门前的石狮正是惇王府的遗物。就这样，成物拆卖，把当年车水马龙的惇王府变成一片瓦砾场，又过去若干年才耸立起现代楼群。

载瀛作为惇王府的最后一代继承人，生活在王府衰败的过程中，但他是位画家，画鸟尤其逼真，他葬送了一座封建王府，却培植了一个艺术之家。他的8个儿子中，除夭折和少亡者外，有4位著名画家。

第一子溥伒(1893—1966)，字雪斋，曾过继给道光皇帝第九子孚郡王奕谟为孙。1899年袭贝子，1910年任乾清门行走，1911年奉旨派充备引大臣，继而派充前引大臣。辛亥以后有时在“小朝廷”为溥仪服务，如出任御前行走、参与清查大内字画等。1930年前后，应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之聘，创办美术专修科，任导师兼主任，继而改建美术系，担任教授兼系主任。其间，每逢溥仪诞辰前往东北祝寿。他擅画山水、墨兰和奔马，曾组织“松风画会”，研究国画艺术；他的书法融合了米芾和赵孟頫的特点，严谨中有潇洒，自成一体；他演奏古琴也有很高的造诣，40年代就联络张伯驹、管平湖等，组特兰(左)在交谈织了古琴会。新中国成立后，古琴会更名为北京古琴研究会，溥伒曾任该会会长，并受聘为民族音乐研究所特邀演奏员，先后出任北京市文联常务理事、北京市美协副主席、北京书法研究社社长、北京中国画院名誉画师和北京市音协理事等职。他还曾当选区政协委员。社会地位很高，政治待遇很好，工资和稿费收入也相当不少，这些年成了他生活最惬意的时期。溥伒辛勤工作，经常与友人和学生在北海聚会，演奏古琴，辅导学生，热情而真诚地为国家培养年轻弟子。更令他感动的是国家领导人对他的尊重和关怀，周恩来曾用自己的专用汽车送他回家，朱德多次相邀谈艺，陈毅则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宴祝贺他的古稀整寿。为了表达感激之情，溥伒常把自己的得意之作敬献给他所尊崇的领导人，例如近年出版的《毛泽东故居藏书画家赠品集》，就收入了他的《山水图》以及他与人合画的《百花齐放图》和《嵩岳图》等作品。溥仪特赦后也跟他常有往来，其间他还口述过以晚清见闻为内容的回忆录发表，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文革”初期，溥伒遭到红卫兵的围攻凌辱，他不堪忍受而携女出走，一去未归。他的3个儿子中，除一个生下就夭折外，毓㟫和毓虞两人或许健在，其中一位在几年前还署名毓陟初发表了回忆父亲的文章。

第五子溥僴，字毅斋，袭封贝子爵位，1917年溥仪命“在御前行走”,1918年溥仪命“在乾清门行走”,1935年至1944年当清东陵办事处长官，因不堪忍受日本人欺压愤而辞职。从此以后失去固定收入，仅靠出售家底度日。新中国成立后，生活困难的状况很快得到扭转。作为一位知名画家，最初他经常受到北京市文联的照顾，继而被安排在“新国画研究会”(今称“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几年后又应聘为北京中国画院画师，有了较高的工资和稿酬收入。他有4个儿子：毓茏、毓岄、毓罔和毓峦，其中一个大学毕业后当了国家干部，一个是医生。

溥僴真诚感谢共产党，热爱新中国，尊敬毛泽东，他与兄溥伒合作的《普天同庆图》、与弟溥佺合作的《群介寿图》都是上品，呈献给人民领袖以后，已被收入《毛泽东故居藏书画家赠品集》。非常遗憾的是，当“文革”突然而至，溥僴完全不能理解，他和妻子惨遭红卫兵毒打以后就双双自杀了。

第六子溥佺，字松窗，30年代时已是著名画家，并继其长兄任过辅仁大学美术系主任。50年代受聘为北京中国画院的画师，曾兼任北京中国画研究会执行委员兼秘书处主任，还被选为北京市第七届人大代表。他是一位高产画家，画赠毛泽东的《双马图》等作品收入了《毛泽东故居藏书画家赠品集》，所作《大渡桥横铁索寒》发表于《美术》杂志后深得画坛好评。他在几年前以高龄病逝。

第八子溥佐，生于1918年，十五六岁时就被溥仪招到伪满的“帝宫”中读书，准备送到日本去留学，却因启程赴日之前偶与毓岱打闹而被溥仪驱逐。溥佐因祸得福，回到画家兄长们的身边，从此专心学画，始于临摹，终能形成自己的画风。

他擅长运用半工笔半写意的手法，画松柏、骏马、兰竹和山水。但在旧中国难以卖画养生，抗战胜利后曾到北京大学出版部印刷厂当职员，直至新中国成立参加了中国画研究会，1959年应聘任河北艺术师范学院讲师，讲授国画课。该校后来发展为天津美术学院，溥佐也晋任教授。他善于将严谨的工笔禽鸟和小写意花树和谐地表现在同一画面中，有些作品被政府作为礼品赠送外宾，他设计的彩绘瓷盘和瓷杯等也被选送参加了国际陶瓷展览。溥佐于1943年结婚，妻子是清末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远房侄女。他们的6个子女中已有4位画家，据溥佐说，溥僴、溥伒和溥佺的后人中也出现了许多职业画家。现在，溥佐是天津美术学院的副院长，还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恭王府没出真皇帝，也没出准皇帝，但它在晚清政局的地位非常重要，在清亡以后的二三十年内也有相当的影响，还作过一场创建“明光帝国”的梦，也算出过一个烟幕中的皇帝，所以托尼先生注重这个王府，在奕沂、溥伟和毓瞻几代恭亲王身上，提出了种种的问题。

关于第一代恭亲王奕䜣，《清史稿》叙述颇详，其中提到的宣宗即道光帝、文宗即咸丰帝：

恭忠亲王奕䜣，宣宗第六子。与文宗同在书房，肄武事，共制枪法二十八势、刀法十八势，宣宗赐以名，枪曰“棣华协力”，刀曰“宝锷宣威”，并以白虹刀赐奕䜣。文宗继位，封为恭亲王。

白虹刀成了恭王府的一件家宝，先传给溥伟，再传给毓嶦。有人说，当年豫亲王多铎抓到明将史可法以后，想让史投降事清，史不服，多铎便用这把刀砍了史可法的头，并在刀上刻了“此刀曾杀第一忠臣”字样。毓嶦说，实际上没有这回事。他说，这把形状狭长、尾部很尖、长不足米的带鞘刀上，只有“白虹”二字，与醇亲王奕譞传下的“伏威刀”类似，很可能都是乾隆年间制作的。既然是御赐品，当然可以作为传家之宝，但附会不着边际的传说则大可不必。

奕訢在咸丰年间历任在内廷行走、待卫内大臣、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都统、右宗正、宗令、内大臣、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管理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职。同治皇帝即位之初，奕訢协助两位太后除掉“赞襄政务王大臣”载垣等人，奠定垂帘听政的局面，因大功受重用，“授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命王爵世袭，食亲王双俸，并免召对叩拜、奏事书名。”嗣后十余年间，官位时罢时复，始终是显要人物。在他的生命的最后4年中，因甲午战事紧急，慈禧再度起用奕圻，命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总理海军，会同办事军务，内廷行走；继命督办军务，节制各路统兵大臣；继授军机大臣，继授宗令。1899年4月病重期间，慈禧和光绪三度临视，逝而谥之“忠”。

奕訢不贪污，不受贿，颇留好名，曾有人千方百计给他送礼，把金银埋在百盆鲜花中抬过来，恭亲王发现后立即退了回去。他对慈禧的支持以及操办洋务的活动，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是非功过，此处就不加以评述了。

奕䜣有4个儿子：长子载澂，先封辅国公，1864年加封贝勒，1874年夺爵，旋即复爵又如郡王衔；次子载滢，曾过继给道光帝第八子钟郡王奕诒，承袭贝勒，后来“坐事夺爵归宗”，乃醉心文艺，著有《云林书屋诗集》，1864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三子载濬，1864年封辅国公；四子载潢，封不入八分辅国公。长子、三子和四子都死在父亲之前，无嗣，唯载滢活到50岁，又留下4个儿子，乃以其长子溥伟为载澂后，袭王爵。

溥伟的妻子很多，生育10个儿子，只有四侧室张氏(收房的丫环)的两个儿子毓嶦(老七)和毓嵂(老八)长大成人，至今健在。毓嶦于1923年生于大连，从小接受了父亲在书法艺术方面的熏陶，其时家境已趋破落，仅读了几年私塾，便在1936年底被溥仪招到长春，收入“内廷学生班”学习。数月之后，溥伟病逝，张氏无力清偿债务，便交出大连的房产顶帐，带着毓嵂和几样传家的宝贝投奔溥仪了。家宝中除那把可以“先斩后奏”的“白虹刀”，还有一条皇帝专用的大阅御用紫宝石黄丝腰带和咸丰皇帝赐给奕訢的一个手书朱谕，这是避居热河的咸丰帝向奕䜣赋予权力，让他代表皇帝在京城处理政务的几样信物。根据恭亲王王爵世袭的祖制，溥仪决定让毓嶦承袭王爵，把张氏呈来的三件宝贝又退给毓嶦。毓嶦回忆他在伪满宫廷中亲见的袭爵过程说：

溥仪当时要把毓嶦作为“中兴”的骨干加以培养，毓嶦也“以此为终身志愿”，赢得溥仪的信任。伪满垮台后，溥仪为了毁灭罪证，逃难到大栗子沟以后，让毓嶦销毁了他自天津以来写存的一皮箱日记；溥仪准备逃往日本时，也挑了毓嶦陪同；临上飞机，溥仪还给毓嶦一块汉玉和一颗舍利子，求佛佑助平安。囚居苏联期间，毓嶦还写过述志诗，以示不忘复辟清朝的志向。后来在抚顺改造，他对溥仪的忠诚才被打破了，开始揭发溥仪，并于1957年被免于起诉释放。接着是10年农业工人的生活，其间在天堂河农场，他碰上一位叫高金华的女青年，河北人，高中毕业生，并于1965年结婚，这时毓嶦早已度过不惑之年。有个人最了解他是怎样误了婚期的，立刻与妻子带了一只绘有彩色仕女图的铁皮暖瓶来贺，这个人正是5年前特赦、3年前再婚的中国末代皇帝溥仪。“文革”期间，毓嶦因原籍大连而被遣送回辽宁省凌源县某劳改农场劳动，又是10年。当他1979年重返天堂河农场之后，才终于碰上了一份能够发挥书法特长的工作，从给装裱好的字画写签子，到在中国艺苑从事专业书法创作，在毓嶦面前展开了崭新的生活。他已成为行、草、隶皆通的有名气的书法家了。近年来，应日本书道部门以及香港书法界人士的邀请，多次前往访问并举办书法展览，颇受好评，求书者甚多。凭藉劳动收入，在团结湖自购了单元住宅，生活优裕。

毓嶦的胞弟毓嵂，字厚基，自父亲去世随母迁居长春，也进了伪满的内廷学生班。然而，伪满垮台之际，溥仪没有挑选他随行伺候，也就免了他被俘和关押的经历。在通化逃难期间他就照顾过溥仪的“福贵人”李玉琴，到1946年夏天以后，李玉琴、马静兰和毓嵂等又先后在天津溥修家落脚，在缺吃少穿、没钱治病的恶劣的环境中，毓嵂尽其可能地帮助过李玉琴和马静兰母子，他当临时工的微薄工资，还要供养住在北平的母亲，还要向溥修交帐，真是难能可贵！1953年春节前夕，还是毓嵂护送李玉琴返回长春娘家，这也是他对溥仪尽责的地方吧。而后漫长的岁月中，毓嵂自学成了兽医师，具备了谋生的本领。近年来，毓嵂的书法功底也派了用场，他的名气虽不如乃兄，也搞过书法展览，也曾出访。毓嵂也是40多岁结婚。他和毓嶦都没有生育子女。

载滢的次子溥儒(1896—1963),字心畲,号西山逸士,也有很不平凡的一生经历。他出生第三天，向宗人府报户口的时候，是光绪皇帝亲自为之取了“溥儒”这个名字，并训之曰：“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若干年后溥儒曾邀请著名篆刻家陈巨来为刻“毋为小人儒”五字印终身佩戴，以志不忘。溥儒5个月时，光绪帝就赏赐了“头品顶戴”，当时祖父奕訢还抱持他入朝谢恩。溥儒3岁时祖父病逝，光绪帝召见了他并赐以金帛。他太小，却忘不了这重重的皇恩。溥儒5岁时，曾坐在慈禧的膝盖上跟“老佛爷”对对子，喜得太后说：“本朝灵气都钟于此幼童！”还赏给他4件珍宝。他不但终生珍藏这些宝贝，还藏有慈禧赏赐奕訢的缅甸贡品——祖母绿宝石等物。他不愿听别人说慈禧的坏话，他认为慈禧是位了不起的政治家。据溥儒自述，他7岁学作五言诗，10岁能作七言诗，11岁开始撰写论说文，已经常在王公子弟的北京古文社内获奖了。他12岁进入宣统年代，14岁丧父，15岁清帝退位。幼年和少年的生活给溥儒留下了终生不灭的深刻印象，他怀念清王朝而又忌讳谈往，他在书画作品上概不以民国纪年而又多以“旧王孙”自署。

溥儒接受现代教育是从辛亥革命以后开始的。此前一年，根据清朝政府培养王公子弟的规定，溥儒也被强制送进贵胄法政学堂学习军事，该校因清亡而停办后，他转入清河大学，既而并入北京政法大学，于1914年毕业。嗣后随母亲项太夫人移居青岛投奔溥伟，兼学德文，继由德国亨利亲王介绍赴德留学，先入柏林大学，获生物学博士学位后于1918年返国，不久再赴柏林大学研究院，以中国古代天文学为专业方向，又拿了博士学位，于1922年回国，是年27岁。然而，他并未藉助博士天梯，攀登自然科学王国的颠峰，甚至与生物学、天文学都绝了缘。

在北京西郊桑干河西岸古木参天的西山戒台寺内，溥儒博览群经，写字作画，抚琴弄弦，开始了神仙般的隐居生活，“西山逸士”，名实相符。那些年，溥儒的文史知识达到了广博的境界，他的诗、书、画更有精进而堪称“三绝”。他远避世俗尘嚣，凭依家藏宏富，身居奇峰险壑，精心构筑了自己的艺术殿堂。

1928年，33岁的溥儒应聘出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回国后又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当他从西山戒台寺迁回恭王府时，府邸大部已被溥伟抵押给辅仁大学作为校舍了，溥儒只能住在王府花园——萃锦园内。其间常与遗老陈宝琛等往来，无非谈学说艺，作诗唱和。也曾和张大千合作于画坛，两人天分高而功力深，传出“南张北溥”的佳话。1937年项太夫人病逝，溥儒乃将家藏东晋陆机初草书法真迹《平复帖》出手，为母亲发丧，还撰写了纪念母亲的《慈训纂证》一书，抒发他的孝心。就在这一年，恭王府被顶了债，溥儒以及他的家属、亲戚全部迁出。

日军进占华北以后，曾动员溥儒出来任职，被其拒绝。自清朝灭亡他就决心远离政治，溥伟以复辟清朝为己任，他不认为这是现实的，从不参与，溥仪请他去东北任职，他也不屑一顾，甚至撰写《正气篇》指斥溥仪背叛祖宗，当然更不肯给日本人当官了。

抗战胜利后，由于社会影响和知名度，溥儒先于1946年11月被推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继于1948年3月又被推选为行宪国民大会代表。当他前往南京出席最后一次“国大”的时候，国内政治局势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会后他留居杭州，饱览江南秀色，继续从事书画艺术活动。1949年5月初，溥儒收到了北京市长叶剑英邀请北归的电报，可是，他的眷属此时已被劫运赴港，遂追踪南下，由飘泊不定而落脚台湾，把画室安置在台北市临涂街一条小巷之中。

溥儒仍以不入官场为志，台湾当局拟聘“国策顾问”被拒绝，仅就台湾师范学院教授，从事经学研究撰述和书画艺术实践。溥儒非常勤奋，在短短的十三四年时间里，写出《四书经义集证》、《群经通义》、《寒玉堂文集》、《经籍择言》等20余部著作，并留下数千件书画作品。其间，溥儒还曾应聘与著名学者朱家骅、董作宾等于1955年春天前往韩国讲学，获汉城大学赠予的荣誉博士学位，嗣后前往日本，受到裕仁天皇和御弟高松宫殿下的高格礼遇；还会见了溥杰的夫人嵯峨浩以及他们的两个女儿，1956年返回台湾。嗣后还出访过泰国和香港，同时举办画展。

溥儒最瞧不起趋炎附势之徒，即使被邀为蒋介石的座上宾，也能够婉言规劝，希望掌权者放弃独裁。宋美龄以第一夫人的身分愿意跟他学画，也被婉言谢绝。在同样的年代里，北京也有人关心溥儒，周恩来会见溥伒、溥僖或溥仪及其弟妹的时候，也总是请他们捎话给溥儒，欢迎他返乡归来。惜乎其时海峡隔绝、音信难通，溥儒虽耳聪目明，思乡心切，却无由能知，有腿难踏乡情路，直到身患癌症于1963年11月18日含恨辞世。

溥儒原配夫人罗清媛，系清末陕甘总督罗允之女，也是一位画家，夫妇情深意笃。1946年罗夫人病逝后，原侍妾雀屏成为继室，比溥儒小30岁，也能帮助丈夫在画作上着色。

溥儒长子毓岦(字孝华)，曾在国民党空军中任职，退役后从事书画生涯。后来因中风瘫痪，近年病逝。其妻姚兆明系溥儒的衣钵弟子，江苏人，获意大利国立罗马艺术学院硕士学位，返台后任文化大学美术系教授，也在其他院校兼课，不幸于1986年7月被害。他们无子女。

溥儒次子毓岑早殇，溥儒还有一个女儿也在婚后数年逝去。溥儒的遗孀雀屏虽又嫁过一回，但其后夫唐君武也去世，凭藉溥儒的遗产和遗画，雀屏又以溥夫人的身分，过上了舒适惬意的生活。

载滢第三子溥佑，生于1898年，恰值奕诉的丧期，依规定不能向宗人府申报户口，遂于10岁时过继给宗室的远支。30年后国事家事都翻天覆地了，溥佑才得率眷属，趁着生母项太夫人病逝的时机“认祖归宗”。几年之后溥佑就去世了。其妻贤慧有识，教子有方。他们的儿子毓崟，字君彦，生于1915年，中学毕业后在《每日新闻》报社工作，业余从溥儒学画，继而在平津区铁路局当会计。新中国成立后调往张家口工作并在该地安家，1960年入党，嗣后又在郑州、武汉等地从事铁路职工教育工作，1975年退休时是武汉铁路局干校教务主任。业余和退休之后他坚持绘画书法艺术实践，尤精于北宋山水画。作为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和书法家协会会员，他的作品经常被送展。他有一个学理工的儿子和一个学艺术的女儿，都受过高等教育，现在张家口工作。

原载于《文史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