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李顒也认为：“律令，最为知今之要。而今之学者，至有终其身未之闻者。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夫岂无谓而云然乎！”明末清初另外一位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没有明确提出应当读律，但从其批评科举考试拟判作弊的激烈态度看，他应该也是赞成的。

清代康熙年间刑部尚书姚文然公开表达“律学之不可不讲”的观点，写了许多法律文章，魏源编《皇朝经世文编》刑政类选录其文七篇，是比较多的人之一。他还撰写有大批律学笔记，汇总题为《白云语录》。

乾隆年间状元出身的刑部侍郎钱维城明确反对读律无用论，尤其是因果之说。他说：“夫刑之关于治乱，大矣。”“自煦煦为仁者惑于果报之说，动言庭坚不祀，由于作士，绝口不敢谈，至以读书不读律，用为訾謷，岂不谬哉！”“律之为书，别嫌疑，明是非，其义同春秋，而三百三千，与礼教相出入。”“儒者平时鄙为不足道，一旦临民，其不以人命为草菅，也几希矣。”

清代后期著名官僚、学者梁章钜曾任军机章京、员外郎、知府、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并兼署总督等官，行政经验相当丰富，还撰写多种著作传世。他不仅主张读律，还认为律、例都要读：“服官不能不读律，读律不能不读例，例分八字，则以、准、皆、各、其、及、即、若之义，不可不先讲求也。”

清代后期著名文臣周寿昌曾任翰林编修、起居注官、实录馆纂修、侍读学士、户部左侍郎、内阁学士等官，多次扈从随侍皇帝。他认为，苏轼的诗是讥讽之言，“此因当日安石用商鞅之术，作新法以祸苍生，士大夫承其风旨，专习申、韩家言以干进。故东坡咏此讥之”，“其实律何可不读也？”接着引用上述陆世仪的话，批评其时学者轻视律学，视会典、律例为俗学的陈旧观念：“昔何休注春秋，率举汉律。郑君注三礼，亦举律说。此穷礼好古之则也。……今人于会典、通礼、律例等书视为俗学，不知所谓不俗者何学也。”

清末著名学者朱一新曾任内阁中书、翰林院编修、陕西道监察御史，他认为“儒者不可不读律，律意精深，俗吏乌乎知之？”

上述主张读律的明清诸人中，有当过中央和地方大员的资深官僚，也有只是作文字工作的皇帝身边的侍臣，还有讲学一辈子、没有怎么当过官的思想家，应该可以代表明清时期大部分士大夫的意见。

一般社会观念上，也多将读书与读律相提并论，特别是官场上，如清代江苏臬署大堂楹联：“读律即读书，愿凡事从天理讲求，勿以聪明矜独见；在官如在客，念平日所私心向往，肯将温饱负初衷。”某衙署楹联：“吏民莫作官长看，法律要与诗书通。”

在文学作品里，苏轼这句诗也已然成为一个符号，用来批评那些不通世事、不重实际、没有行政才干的官员和士子。如清末才女汪藕裳撰写的弹词《子虚记》中，牛抚台说：“好一个不通的宰相，真乃是读书万卷不读律了。”

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法律观、根源及局限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苏轼这句诗只是“一时戏言”，读书亦读律是中国古代许多有识之士

（不限于官场人士）

的共同主张。对官吏来说，熟悉律令是履职尽责的需要。对一般士大夫而言，律令也是其知识修养的一部分。前文已经梳理元明清时期的一些史料，这里再补充一些唐宋资料。例如唐人云：“评事不读律，博士不寻章。”就是针对武则天时封官过滥，许多司法官员不具备相应法律知识所发。北宋欧阳修与士大夫接触，只谈吏事，不及文章，认为“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所谓吏事应该也包括法律。宋刘克庄自称：“宝庆初元，余有民社之寄。平生嗜好一切禁止，专习为吏。勤苦三年，邑无缺事。”

从一些间接记载看，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律学修养不错。如宋代周密《齐东野语》卷八《义绝合离》记载，陈振孙曾就一个义绝案例发表了很有见地的意见，而陈振孙是著名目录学著作《直斋书录解题》的作者，一位典型的信奉儒学的读书人。清代史学家钱大昕所撰《十驾斋养新录》，有多处涉及法律问题

（卷六《古律有荫减荫赎》、《加役流》、《断屠月禁杀日》、《碑碣石兽》、《居官避家讳》，卷七《折杖起于宋初》、《凌迟》，卷十三《唐律疏议》，卷十四《洗冤录》）

，资料援引广泛，遍及唐律、刑法志等，其中《凌迟》较之沈家本所述，不乏更为详尽之处。

但另一方面，律学始终是不大被看重的学问，苏轼诗中反映出的不以为然和牢骚，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部分真实。元代有明显的鼓励读律政策，仍然“士之读律者亦鲜”，北京周边“郡县官吏贪污苟且，通知法律者少”，乃至有人自称“予一生读书不读律”。明末“士不读律”，科举考试拟判一场，公开作弊造假。薛瑄、陆世仪最主读律，但二人主要精力还是在儒学，前者“学一本程、朱”，后者“学笃守程朱”。直到清末，薛允升还感慨说：“士大夫辄高论义理，以法律为申韩之学，残忍刻薄，绝不寓目，岂知法律亦有出于义理者乎？此之不知，则其所谈之义理，亦可以想见矣。”

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是，相对于对律学的淡漠，士大夫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多较为自觉，即使是刑名官员也多具有较深的儒学功底，例如薛允升撰写的《唐明律合编》，频繁征引洪迈、顾炎武、钱大昕等的观点，显见对四部典籍之熟悉。有的刑名官员还有文史著作传世。清代著名绍兴师爷汪辉祖所著《元史本证》是考史作品，颇受赞誉，中华书局点校《元史》时还将其作为参考。清末著名法学家沈家本著有《诸史琐言》、《日南随笔》等“非刑律者又二十余种”，其经史造诣获著名文史学家张舜徽先生高度评价。

有些官吏因各种原因，年轻时以读律为主，但等生活安定或者晋升到一定职位后，都会再去研读儒家诗书，而且大多出于主动和自觉，舆论也对此予以好评。例如元代撰写《刑统赋释义》的梁彦举，“自童年即以吏事起身，至老而求诸经史，以文其律家之学”，故是书“不惟精于法家之律，而又明于儒者之经史也”。

还有多位官员有着类似经历，例如：“……于是改读律。已而又以法家少恩……尽弃故学，一意读六经，学为文章。”“……公退而读律。不二三年，条例及注释，问无不知。他日，又问生：我读律，知大纲矣。窃谓，刑法但能治罪恶之有迹者耳。假有情不可耐，而迹无可寻者，何以治之？生曰：圣人作《春秋》，不诛其人身。子能读《春秋》，则治心与迹，两俱不困矣！公复从人授《春秋》。”这些都生动显示了儒学和律学的不同地位，以及士大夫儒学、律学修养的差距。

这种态度、观念和言行，一方面是因为“无讼”的传统，律学没有活动空间，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一般读书人出于功利目的，没有学习法律的动力和兴趣。

另一方面与中国古代传统价值观有关。传统士大夫和官僚阶层大都认为，“吏事”和“文章”、律令和儒学的地位是有高下贵贱之分的，吏事和律令刻薄寡恩，是法家之术；文章和儒学则仁慈深远，是先王之道。例如唐人认为：“夫为国之体有四焉：一曰仁义，二曰礼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罚。仁义礼制，政之本也；法令刑罚，政之末也。”杜甫诗云：“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宋人认为：“圣人之为政也，太上以仁，其次以智。仁智不行，上下无信，是故刑之设也，盖国家不得已而用之。”司马光为相，更直言：“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则胥吏足矣。”“人君务明先王之道，而不习律令。”朱熹也认为：“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如。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远探其本也。”

这种价值观在对人才的评价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唐初宰相房玄龄、杜如晦“听受词讼，月不暇给”，唐太宗对此提出严厉批评，认为他们没有把精力放到作为一个宰相应该做的事情上

（“求访贤哲”）

。欧阳修对人的评语也以文章为贵、吏事为轻：“吏事不足污子，当以文章居台阁。”

即使最为重视律学的元代，亦不乏类似表达，如“书破万卷，何须读律以致君；文似六经，便合从今而修史。”“仁义礼乐，治之本也；法令刑罚，辅治者也。”“法律非不任也，任之以为辅治之具，非为治之本也。”“刑者辅治之具，非恃刑以为治者也。”“申、商之法，岂能加于周、孔之道！学儒不愈乎？”“天下亦岂有舍儒而可以为吏者？”“人之为人，惟孔夫子札萨克

（指《论语》一书）

不可违耳。”“札萨克，华言犹法律也。” 明人认为：“为治莫先于德教，辅治莫先于刑罚。”

明末清初顾炎武认为：“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废，而非所以为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风俗而已。”批评“秦以任刀笔之吏而亡天下，此固已事之明验也”。又说“诸葛孔明开诚心，布公道，而上下之交，人无间言”，“魏操、吴权任法术，以御其臣，而篡夺相仍，略无宁岁。天下之事，固非法之所能防也”。最经典的论断则是清代四库馆臣所云：“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

顾炎武

在制度上，官方对学习儒家经典有强制性要求，属于“必修课”，例如汉代小吏亦须通经。唐代九流百家之士，“并附诸国学，而授之以经”。地方办学亦“非圣哲之书不得教授”。对读律则很少有这样普遍的强制性要求。

当然，更具指标性意义的是人才选拔制度。汉代尚无这样的限制，其时人才多出胥吏。但随后开始变化，唐代明确规定，科举考生出身“州县小吏”的，“虽艺文可采，勿举”。宋代“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金朝规定，律科举人必须通过儒学考试，“知教化之原”，才能获得功名：“律科举人止知读律，不知教化之原，必使通治论语、孟子，涵养器度。遇府、会试，委经义试官出题别试，与本科通定去留为宜。”元代由吏出身者，可至宰执、台谏，“故士皆乐为吏”，但实际上，人才选拔仍以擅“文章”者为最上等：“方是时，国家取士非一途，或以艺，或以资，或以功，或以法律，其最上者以文章荐，可立置馆阁。”“上之取士，先德行，次经学，次文艺，次政事。”

明初选官三途并用，其一为吏员

（另二为荐举、进士监生）

，著名循吏、苏州知府况钟即出身吏员

（“初以吏事尚书吕震，奇其才”）

。但更多的是限制，明太祖朱元璋时禁止吏员参加科举，“吏胥心术已坏，不许应试”，“凡选举，毋录吏卒之徒”。 明成祖朱棣时又禁止吏员当御史，“御史，国之司直，必有常识，达识体，廉正不阿，乃可任之。若刀笔吏，知利不知义，知刻薄不知大体，用之任风纪，使人轻视朝廷”。明英宗时禁止吏员当郡守

（“吏员鲜有不急于利者”）

。这样的制度安排自很难指望律学受到重视。

最后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中国古代许多读书人认为居官修身均有必要读律，史书上也有相当丰富的秉公执法、大公无私的记载，但实践中，普遍不大尊重法制，更不乏公然法外用刑者。而这和当事人是否读律几乎没有什么相关性。如宋代号称重法慎罚，但据清代史学家赵翼统计，《宋史》中有七个地方官违法专杀的案例，其中六个涉及军法，情况紧急，不妨便宜处之，“用重典以儆凶顽”，但第七个案例不过是一位继子醉酒之后詈骂后母。而作出这一震惊宰相王安石决断的主角舒亶，不过是一名刚刚踏入仕途的年轻小吏

（临海尉）

。这也就难怪赵翼要批评宋代朝纲废弛：“舒亶以小吏而擅杀逆子，虽不悖于律，而事非军政，官非宪府，生杀专之，亦可见宋政之太弛也。”但此事并未影响舒亶仕途，反而让其进入高层视野，官运亨通，后来更成为弹劾苏轼的主要干将之一。赵翼的统计限于死刑，如果将范围扩大到一般违法处罚，则苏轼亦在其中。

前文说过苏轼重视法制，也熟悉法律，但苏轼也认为，必要时可以法外用刑。他在元丰元年

（1078）

《徐州上皇帝书》中，引用汉代丞相王嘉“二千石益轻贱，吏民慢易之”的话，认为宋代亦“郡守之威权”太轻，表现之一就是“欲督捕盗贼，法外求一钱以使人且不可得”，“盗贼凶人，情重而法轻者，守臣辄配流之，则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状，劾以失入”，认为“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奸人之党乎？”他建议“京东多盗之郡”，“皆慎择守臣，听法外处置强盗”，并且“颇赐缗钱，使得以布设耳目，蓄养爪牙”。

对此，苏轼并非说说而已，而是切实付诸行动。在杭州知州任上，他曾经一年之内三次法外用刑。

其一是元祐四年

（1089）

七月，杭州百姓颜章、颜益二人带领二百余人到知州衙门闹事。苏轼调查后发现，此二人之父颜巽乃第一等豪户，父子一向把持、操纵纳绢事务，此次闹事，就是针对苏轼的纳绢新政。本来州右司理院已“依法决讫”，但苏轼认为，二人“以匹夫之微，令行于众，举手一呼，数百人从之，欲以众多之势，胁制官吏，必欲今后常纳恶绢，不容臣等少革前弊，情理巨蠹，实难含忍”，决定“法外刺配”。判云：“颜章、颜益家傅凶狡，气盖乡闾。故能奋臂一呼，从者数百。欲以摇动长吏，胁制监官。蠹害之深，难从常法。”刺配本州牢城，并上报朝廷，“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其二是元祐四年十一月，浙江灾荒，社会不太稳定。苏轼鉴于“浙中奸民结为群党，兴贩私盐，急则为盗”，担心“饥馑之民，散流江海之上，群党愈众，或为深患”，请朝廷准许对于“应盗贼情理重者，及私盐结聚群党”，皆许“法外行遣”，等到情况好转之后再恢复常态

（“候丰熟日依旧”）

。

其三是元祐四年十一月，福建商人徐戬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刻《华严经》并海舶载去交纳，事毕又载五名高丽僧人来杭。苏轼认为，“福建狡商，专擅交通高丽，引惹牟利，如徐戬者甚众”，“此风岂可滋长，若驯致其弊，敌国奸细，何所不至？”将徐戬枷送左司理院查办，并上书皇帝，“乞法外重行，以戒一路奸民猾商”。后奉圣旨，徐戬“特送千里外州、军编管”。

按照现代法理，在发生外敌入侵、社会动乱、重大自然灾害等紧急状态下，可以允许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法律。因此，苏轼的上述观点不可简单地予以否定，而要具体分析。详言之，苏轼关于救灾可以法外施仁的观点应予以肯定，关于私盐犯的法外用刑也可以接受，但法外刺配闹事的颜章、颜益似无必要，因当时局势和肇事者均已控制；法外惩处福建商人徐戬亦显苛刻，其危害和影响似远无苏轼指称的那样严重，这只能从苏轼本人的外交观上去找原因了。事实上，“法外刺配”颜章、颜益一事很快就被苏轼的政敌贾易等人抓住，作为攻击他的一大罪状。苏轼被迫继续外任。

元祐八年，苏轼又因“法外支赏，令人告捕强恶贼人”，遭到台官弹劾

（“妄用颍州官钱”）

，但这次皇帝未予理睬。这大概也能反映世人的态度。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批评苏轼违法的贾易本人则根本不学法律。贾易担任常州司法参军

（考上进士之后的第一个职位）

期间，“自以儒者不闲法令，岁议狱，唯求合于人情，曰：人情所在，法亦在焉”。而史书亦赞美他“迄去，郡中称平”。这样一种对法律无用和无所谓的态度自不是个案和偶然，这或许就是限制中国古代法治和律学发展的民族心理基因。

总体来看，中国传统社会大多数人还是认为读诗书更重要、更精深、更高尚，读律则只是辅助性、工具性的，且格调不高。直到清末法制改革以后，社会上才逐渐重视法律，法学才逐渐成为热门专业。至于真正把法律当一回事，尊重法治和人权，那更是后来的事情了。但中国古代士大夫关于读律的重要性，以及读律和读书关系的论述，颇有独到之处，对今天也有启发。

（作者张群，系北京大学近代法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法学博士。原文标题为“也谈’读书万卷不读律’——兼及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法律观”。文章选自《法史学刊·2019年卷·总第14卷》，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刊发。）

整合丨吴鑫

作者 | 张群

编辑丨徐悦东

校对丨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