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还

院子里的老槐树下，北风呼啸，雪片如鹅毛般飘落。

铃声急促，我裹紧发黄的毛衣拉开门，门外站着一对年过花甲的老夫妻，怀中抱着一个旧裹布包。

＂请问，您是周明生同志吗？＂老人嗓音颤抖，眼中噙着期盼。

院外的积雪已有三寸厚，老人的棉鞋上沾满了雪水，在门口的水泥地上留下一个个湿漉漉的脚印。

＂我就是周明生，二位是？＂我不由自主地往门外张望，冬日的黄昏来得格外早，路灯还没亮起，远处的厂区烟囱冒出袅袅白烟。

老两口对视一眼，老太太抿了抿干裂的嘴唇：＂我们是刘建国的父母。＂

这个名字如同一道闪电劈进我的脑海，一时间我竟说不出话来。

＂您您们快请进，外面冷。＂我侧身让老两口进门，心中五味杂陈。

我家在九十年代初是厂区里的干部楼，二层砖房，虽不算阔绰，但在那个年代也是许多人羡慕的住处。

地上铺着深绿色的塑料地板，墙角放着一台＂凤凰＂牌14寸彩电，是厂里发的福利。

客厅中央的茶几上摆着一台老式座机电话，这在当年也是稀罕物，是我爱人李小芬在信用社工作的＂待遇＂。

老两口局促地坐在沙发边缘，目光不时扫过墙上的全家福——那是我们一家三口九五年在照相馆拍的，儿子周小力那时刚上小学。

＂刘叔、刘婶，喝口热水暖暖身子。＂我端来热水，叫了声爱人，＂小芬，快来看看谁来了。＂

李小芬从厨房出来，见到客人先是一愣，随即热情地招呼起来：＂这大冷天的，您二老怎么来了？吃饭了没有？我正炒菜呢，多两双筷子的事。＂

老刘头摆摆手：＂不用麻烦了，我们就是来办点事，办完就走。＂

屋里一时沉默下来，只听得到墙上挂钟＂嘀嗒嘀嗒＂的声音，和炉子上水壶的＂咕噜咕噜＂响。

那是一九九三年冬天，我在国营纺织厂当会计，有个叫刘建国的同事，比我小两岁，是车间里的技术骨干。

记得那时厂里还有六千多号人，职工家属加起来，就是个小社会。

刘建国生得壮实，脸膛黑红，眼睛却总是炯炯有神，透着机灵劲儿。

他手艺好，厂里的老式纺织机他能摸着就知道哪里出了毛病，被大伙儿称为＂刘半仙＂。

车间主任常夸他：＂咱厂要是多几个建国这样的好手，何愁不兴旺！＂

那时正赶上＂公转民＂的改革大潮，我们厂作为老国企，日子越过越紧巴。

先是减少福利，接着是工资拖欠，再后来就到了分流下岗的地步。

九三年那会儿，国企改革如浪潮般席卷全国，我们厂也未能幸免。

下岗分流的名单一贴出来，厂区就炸了锅，有的老工人当场就哭出声来。

名单上有刘建国，这让许多人都感到意外。

那天傍晚，我加完班回家，刚到楼下就看见刘建国倚在楼道口的水泥墩子上，手里夹着一支＂红塔山＂，烟灰长长的，看样子已经等了许久。

＂建国，你怎么在这儿？＂我走近问道。

他把烟头往地上一按，脸上写满愁苦：＂明生哥，有事想和你商量。＂

我打开家门请他进屋，李小芬看见刘建国来了，忙去倒水。

＂明生哥，我想自己干点小生意，缺点本钱。＂刘建国坐在沙发上，双手不住地搓着，＂听说嫂子在信用社上班，能不能＂

我没等他说完，拍拍他肩膀：＂多少钱？＂

＂五万。＂他低着头，声音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两年，保证还你。＂

当时普通工人月工资也就三四百块，五万可是天文数字，足足是普通工人三四年的工资。

＂行，你等着。＂我二话没说，转身进了里屋。

李小芬跟着进来，拉住我的胳膊：＂当家的，你疯了？咱家的钱可是攒着给小力上大学用的！＂

我压低声音：＂建国这人我了解，实诚。再说他手艺好，做点小生意肯定行。＂

＂那也不能一下子借这么多啊！咱们辛辛苦苦攒了六年才有这些钱。＂李小芬急得眼圈都红了。

＂人家都找上门来了，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再说了，他保证两年还清。＂我打开柜子上锁的抽屉，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李小芬见我心意已决，叹了口气：＂你呀，心太软。算了，借就借吧，但得写借条。＂

我把钱交给刘建国时，他的手明显颤抖了一下。

＂明生哥，你这是救我全家啊！＂刘建国接过信封，眼眶湿润，＂我对天发誓，这钱一定还，就算砸锅卖铁也还！＂

李小芬拿来纸笔：＂建国，你写个借条吧。＂

刘建国二话不说，写下了借条，末了又摁上了红手印。

那晚他走时，外面下起了小雪，我从衣柜里拿出一条深蓝色的围巾递给他：＂天冷，围上吧。＂

刘建国接过围巾，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使劲点头，转身消失在雪夜中。

那之后，刘建国便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过去了，厂里的老熟人都不知道他去向。

有人说他去了南方，有人说他欠了一屁股债跑路了，也有人说看见他在火车站当搬运工。

李小芬没少为这事跟我生气：＂我就说他靠不住！这下好了，钱打水漂了！＂

我也心灰意冷，但转念一想，或许人家日子也不好过。

＂算了，就当做善事了。＂我这样安慰自己和李小芬。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我们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九六年，我所在的纺织厂彻底改制，我被分流到了区财政局，虽然工资不高，但好歹是个铁饭碗。

李小芬在信用社熬成了副主任，儿子周小力也考上了省重点高中。

日子一天天好转，那五万块钱的事情渐渐被我淡忘，只是偶尔想起时，心里还会泛起一丝涟漪。

十几年转瞬即逝，我和李小芬都熬到了退休年龄，儿子周小力也在省城找了份不错的工作，还娶了媳妇。

我们原本打算搬去省城和儿子住，但老房子住惯了，舍不得离开，就仍然留在厂区的老房子里。

直到这个雪夜，这对老人的出现。

＂我们是建国的父母，＂老太太抹着眼泪，声音哽咽，＂建国他已经走了。＂

这消息如同一盆冷水当头浇下，我感到一阵眩晕。

李小芬扶我坐下，眼睛也红了：＂怎么会他才多大啊？＂

老刘头颤巍巍地解开裹布包，里面是整整五万现金，崭新的红色钞票，码得整整齐齐。

还有一本发黄的笔记本，封皮都已经起了毛边。

＂建国当年离开这里，去南方打工。＂老刘头声音沙哑，＂他先是在广东一家玩具厂做机修，后来又去了浙江的纺织厂。＂

老太太接着说：＂他每个月都给我们寄钱，还嘱咐我们攒着，说是要还周明生同志的。＂

＂这些年，孩子吃了不少苦。＂老刘头叹息道，＂前年查出肝癌晚期，没治多久就走了。＂

李小芬已经泣不成声，我的眼前也模糊一片。

＂临终前，他交代我们一定要把这笔钱还给您。＂老太太哽咽着，＂他说，当年若不是您，他可能连南下的路费都没有。＂

我翻开那本发黄的笔记本，密密麻麻记录着还款计划，最早的日期是我借钱后的第三个月。

每一笔金额都标注得清清楚楚，旁边还有注释：广州xx厂工资、义乌临时工酬劳、台州加班费

翻到最后几页，字迹明显潦草了许多，应该是病中所写：＂爸妈，如果我走了，请替我把这笔钱还给明生哥。告诉他，这些年我一直记得他的恩情，只是愧疚难当，不敢与他联系＂

看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我突然想起，刘建国刚来厂里那年冬天，我患了重感冒高烧不退。

那时医院离厂区有十里地，没有出租车，公交车也早就停运了。

是刘建国背着我，在漫天大雪中走了一个多小时，把我送到医院。

他还在病榻前守了一宿，每隔一小时就给我换一次退烧毛巾。

这事我都快忘了，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如今物是人非，他却先我而去。

我低头看那裹布，心头一震——那是我十年前送给他的围巾，深蓝色粗线，虽然已经褪色发旧，但依然结实耐用。

如今它包裹着这笔＂迟到的诚信＂，回到了我手中。

＂刘叔，刘婶，这钱我不能收。＂我擦干眼泪，将钱推了回去，＂建国已经不在了，这钱你们留着养老吧。＂

老两口异口同声：＂不行！这是建国的遗愿，我们必须完成。＂

老刘头倔强地说：＂周同志，您要是不收，我们就没脸活了。建国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这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心结。＂

李小芬端来热茶和点心，轻声说：＂老周，收下吧，这是建国的一片心意。＂

我看着老两口布满皱纹的脸和颤抖的双手，明白他们也是为了完成儿子的遗愿，硬是从遥远的家乡赶来。

＂那我收下。＂我点点头，眼泪又落下来，＂建国是个好人，你们养了个好儿子。＂

那晚，我们三个老人围坐在暖气旁，讲述着各自这些年的生活。

老刘头说他们一直住在山东老家的村子里，靠种几亩地和建国的接济过日子。

建国去世后，他们靠着低保和种地维持生活，省吃俭用才凑齐这五万块钱。

临走时，已经是深夜十点多，雪已停了，天空透出几颗星星。

我和李小芬送他们到楼下，问他们住在哪里。

老两口说在火车站附近找了家小旅馆，明天一早就坐火车回老家。

＂这大冷天的，在我们家住一晚吧。＂李小芬热情地邀请。

老两口连连摆手：＂不麻烦了，旅馆都开好了。＂

我坚持要送他们回旅馆，老刘头拗不过，只好答应。

路上，老刘头告诉我，建国曾经在南方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但因为他长期在外打工，妻子受不了寂寞，又嫌他挣钱少，没几年就离婚了。

＂孩子心里头苦啊，但从来不说。＂老太太叹息道，＂他总是在信里说，等还完周明生同志的钱，就回老家安安稳稳过日子。＂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

把老两口送到旅馆，我掏出钱包准备给他们留些路费，却被坚决拒绝。

＂周同志，您别这样。＂老刘头严肃地说，＂我们来就是还债，不是要钱的。＂

回家路上，我和李小芬都沉默不语。

进门后，她突然抱住我，在我怀里无声地哭了起来。

＂老周，咱们当初应该早点去找建国的。＂她抽泣着说。

我抚摸着她的后背，也泪流满面：＂是啊，咱们错了。＂

那一夜，我辗转反侧，想起了许多往事。

想起刘建国初来厂里时那股憨厚劲，想起他为了多挣钱主动加班的身影，想起他那双粗糙却灵巧的手。

天蒙蒙亮时，我做了个决定。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市教育基金会，用这笔钱设立了＂建国助学金＂，专门资助家境困难的学生。

办事员问我为何取这个名字，我笑着说：＂为了纪念一个诚信的人，也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

从基金会出来，我拐进了火车站。

老两口正在候车室里等车，看到我很是惊讶。

我递给他们一个信封：＂这是建国助学金的证书复印件，原件我替你们保管着。这笔钱会帮助像建国这样有志气的年轻人完成学业。＂

老两口颤抖着接过信封，老太太哭出了声：＂建国，你看到了吗？你的心愿完成了！＂

我陪他们坐了一会儿，直到广播通知检票。

站台上，老刘头突然拉住我的手：＂周同志，您知道吗？建国生前常说，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当面向您道谢，没能和您再喝一次酒。＂

列车缓缓启动，我看着老两口在车窗边挥手，直到列车消失在远方。

回家路上，冬日暖阳照在脸上，我仿佛看见刘建国站在远处，冲我笑着，就像当年他离开时那样。

几个月后，我收到一封从山东寄来的信，里面是一张泛黄的照片。

照片背面写着：＂明生哥，这辈子欠您的，下辈子再还。弟，建国。＂

我把照片小心翼翼地夹在相册里，每当翻看，总会想起那个雪夜，那对老人，那个包裹，还有那条已经褪色的蓝围巾。

那一刻，我明白，人世间最珍贵的，不是金钱，而是那份难能可贵的情谊与诚信。

它们如同冬日里的一缕阳光，温暖着每一个平凡人的心，也让我相信，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间真情永远不会褪色。

每年冬天第一场雪，我都会去看看那个＂建国助学金＂资助的学生。

看着他们青春的面庞，我总会想起刘建国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或许很多人都忘了那段艰难岁月，但我永远记得，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有一个叫刘建国的人，兑现了他的承诺，践行了他的诚信。

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精神财富，值得永远传承下去。